近年來，中國與印尼關系不斷走近。2013年，兩國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在南海問題上，作為最大的東南亞國家，印尼無疑是重要的平衡力量。在我看來，中國發展與印尼的關系不應過分依賴華人。由于美日在印尼耕耘日久，中國應當循序漸進，中國企業到印尼投資也需更多的調查研究。
印尼華人效忠的是印尼而非中國
隨著兩國關系的不斷加深，印尼華人在中國和印尼之間扮演了越來越多的橋梁和中介角色。但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在處理與印尼的關系中，都不應當過度依賴華人。中方在處理與他們的關系時，還是應當多加注意——因為這部分華人入了印尼國籍，跟中國從政治上已經沒有任何關系。我們需了解，他們效忠的國家是印尼，而非中國。
不能將印尼華人看作是鐵板一塊。他們分為很多種：一部分人已經不把自己看做是華人，完全融入了印尼社會，現在政壇上的一些華人部長基本屬于這一類；另一部分做生意的華人則成為游走于國際社會間的人，他們的公司遍布全世界，考慮問題更多也是從生意角度出發；而相當數量處于社會底層的華人，他們的生活比較貧窮，還在解決最基本的溫飽問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講印尼華人如何如何，他們之間的差距非常大。
在我看來，如今許多的印尼華人并沒有完全融入到印尼的主流社會中，經濟上他們非常強勢，但政治上還沒能完全融入。其主要原因在于，當地人大多信仰伊斯蘭教，華人則信仰佛教、孔教、天主教或基督教，宗教上是隔閡的，文化上某種程度也是分離的，所以行為方式上也會有一定差距。
因此，中國企業在印尼投資可以利用華人的渠道、人脈做一些工作，但不能過度依賴華人；跟印尼打交道還是要多跟印尼土著企業交流，獲益也會相對多一些。
印尼原礦禁令早應預見
近年來，中國在印尼的投資上升很快，從原來排名在十名開外，到最近排進前五，這是一個質的飛躍。
印尼的煤炭資源豐富但仍然缺電，近年來中國在電力、能源上的投資增長較快，一些公路、橋梁也由中企承包建設。制造業方面的投資也有所發展，比如吉利汽車在印尼設廠，華為、中興在印尼的經營也都不錯。整體而言，中國在印尼的投資已呈現出全面開花的局面。印尼政府近期頒布的11個組合配套的經濟刺激措施，對中國企業在印尼的投資也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但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投資印尼這樣情況復雜的大國，前期的調研非常重要，也要做好風險防范準備，亦要做好對當地媒體的輿論工作。畢竟，印尼存在的很多風險是中國企業家在國內很難遇到的。現在一些在印尼投資的中企往往只憑著一股熱情，缺少前期調查，也沒有向研究印尼的專家進行咨詢。有的企業家帶著翻譯，有的連翻譯也不帶，以為那邊有華人可以解決，結果發現很多地方很被動。實際上無論是在印尼，還是在其他任何國家投資，中企都應“一國一策”地對待，因為每個國家差別都很大，盲目投資往往只能失敗。
2014年印尼實施原礦出口禁令，導致大量中國在印尼投資開礦的企業家損失慘重；但事實上，這樣的政策是可以預測的。隨著印尼民主化的推動，經濟民族主義的上升是毫無疑問的，頒布原礦出口禁令也順理成章。印尼此前大量出口原礦雖然對經濟有好處，但也與企業同當地官員的勾結腐敗有密切關系，新領導人上臺想要鏟除這一問題也無可厚非。
并且，印尼對原礦的禁令早在2009年就頒布了，直到2014年才正式執行。或許因為這樣，很多中國企業主對印尼的情況出現了誤判。他們以為，印尼經濟必須依靠原礦出口，否則政府難以承受經濟上的損失。有人甚至說，在印尼做生意法令是一回事，執行是另外一回事，低估了印尼政府的執行力。當然，也有中國企業遵循印尼的政策，在當地進行冶煉再出口，但由于一些企業的投資量很大，加上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圈了地后遲遲未能開工。
在印尼做生意的中企應該知道，印尼是民主社會，守法、誠信、公開透明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按照以往慣常的做法很可能會行不通。中國對當地投資時一定要找好合作伙伴，企業承包的項目也應盡量實現用工本地化。印尼是發展中國家，對勞工的使用問題非常敏感，一定要注意實施本土化策略，以及對勞工的培訓。目前來看，雅萬高鐵項目在這方面是一個不錯的范例。
不容忽視的美日因素
雖然印尼是海外華人最集中的國家，但由于“9·30”印尼排華事件以及后續排華的影響，兩國斷交多年，中國在印尼的根基跟美國、日本相比仍然較淺。近年來中國在印尼加大了投入，但這僅僅只是開始。對現今的中國而言，印尼在外交和戰略上的重要意義來自于三個方面：第一，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接見印尼總統佐科時指出的，中國和印尼分別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三大發展中國家，兩國的身份契合度比較強；第二，從地緣政治上看，印尼處于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是亞洲和大洋洲溝通的重要通道，印尼群島中包括馬六甲海峽在內的七大海峽都是中國貿易運輸非常重要的通道，對中國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義；第三，在安全方面，南海問題上印尼在東南亞國家中扮演著一個建設性協調者的角色，有助于未來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
現任印尼總統佐科上任伊始便提出建設“全球海洋支點”的戰略構想，其中包括海洋經濟、海洋文化、海洋基礎設施、海洋安全、海洋外交五個支柱。前三個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緊密聯系。比如兩國在海洋基礎設施互利互通、港口建設上，在海洋經濟比如漁業、勘探等方面都有合作空間，同時兩國也都強調培養民眾的海洋文化意識。但在海洋安全和海洋外交方面，印尼更多側重于和歐美、日本進行合作。
印尼從1999年實行民主改革以來，成功地實現從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轉化為多黨聯合執政的多元民主體制政府的轉型，其中很重要的是加強了對權力的制衡。民主化后印尼政壇呈現出多個政黨間不斷博弈、融合的局面，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轉型成功的一個反映。多黨間的博弈和融合同時也造成印尼國內政治形勢的不穩定，但這種不穩定不會對中國與印尼的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內部的動蕩是向內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對外。真正對中國起影響的并不來自印尼本身，而是背后的日本、美國因素。
由于印尼在世界和區域中的重要性，任何大國都不會放棄對印尼的投入。美國在印尼經營多年，從冷戰時代開始便通過各種青年伙伴計劃，培養印尼的青年學子去美國留學。經濟方面，美國礦業巨頭、全球最大銅生產商“自由港”公司一直控制著印尼巴布亞省的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礦。政治方面，美國主要通過蘇哈托時代30年的執政黨專業集團黨培植其代理人。
日本則通過對印尼的官僚階層施加影響。如今印尼經濟統籌部下屬的很多處、局級干部都是留學日本的精英。印尼很多經濟的計劃、規劃也在學習日本模式。在雅萬高鐵之前遭遇的波折中，盡管交通部長佐南是華人，但某些方面他還是偏向日本。而公共工程與住房部部長巴蘇基在雅萬高鐵沒敲定之前，也曾公開表示其個人傾向于使用日本技術。
發展對印尼關系應精耕細作
發展與印尼的關系，中國要精耕細作，循序漸進，先易后難。印尼是一個多元社會，很多問題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引起麻煩。
在印尼眾多政黨中，民主斗爭黨毫無疑問是一個對華比較友好的政黨。該黨由民主黨分裂產生，可以說是蘇加諾女兒梅加瓦蒂一手創立的。基于和蘇加諾的關系，民主斗爭黨是中國可以爭取的對象。
2014年佐科最主要競爭對手、大印尼運動黨黨首普拉博沃被公認為是1998年反華暴亂的主使，但此人的性格是多重和矛盾的，不應對其貼上反華標簽。他在2014年競選時提出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他領導的大印尼運動黨與民主斗爭黨一樣，基礎在草根階層，繼承了部分蘇加諾的思想，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他做事特立獨行，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負。中國可以與他合作，如果一味反對他，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國家，目前，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與印尼伊斯蘭教法學者委員會這兩個全球最大的伊斯蘭非政府組織建立了制度性的溝通渠道。但這種聯系某種程度上還是機構之間的，人員間的聯系仍然較少。中國回民去印尼的也很少。雙方人員往來雖然有，但是分量與兩國的身份和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印尼是一個深受恐怖主義之害的國家，巴厘島爆炸、雅加達爆炸，都對印尼的經濟和國民人身安全造成了嚴重傷害。因此，反對極端主義是印尼和中國的任務，也是兩國面臨的共同挑戰。現在中國面臨的一大問題是，一些極端主義青年通過印尼到中東等國接受恐怖主義的訓練，這是兩國需要合作進行防范的，因為一旦蔓延對兩國都將造成沖擊。但在面對極端主義時，兩國民眾對于一些問題的理解方式和態度有所不同，比如，有印尼網民對中國打擊新疆極端主義很不滿，這需要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強溝通。
另一方面，中國也要重視與印尼在人文領域的交流。目前兩國間智庫的互動還不太多。印尼的智庫不多，但我們要有意識地在當地培養了解中國的智庫學者，以便更好地闡釋中國的政策，這樣做效果會更好。發展和印尼關系的核心，在于慢慢改變當地對華人的輿論環境。特別是南海問題發生以來，一些國家對中國有妖魔化傾向，此刻講好中國故事、樹立中國正面形象十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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