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環德己立街20號現今是二手名牌包店“米蘭站”的鋪面，但將時針撥回百年前，這里是一家名為“和記棧”的鮮果鋪——革命者們就是在這里策劃了1903年廣州起義。

　　香港人沒有忘記這些見證辛亥先賢革命歷程的地方。1996年，香港中西區區議會設立了“孫中山史跡徑”，將他生前在香港讀書、居住及與革命黨人聚會的地點串聯起來，編排了15個站點。“和記棧”鮮果店舊址就是第15站。

　　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前夕，新華社記者由此出發，沿史跡徑一路西行，走進大街小巷，穿越新舊建筑繁華都市，觸摸逝去的激情燃燒的印跡，觀今懷古，尋覓先賢足跡。

　　孫中山求學　“四大寇”論政

　　1883年，17歲的孫中山來到位于香港上環東邊街的拔萃書室(第2站)求學。百多年過去，這里仍是一所學校——創校10年的般咸道官立小學，現在的校方亦以辛亥激勵學子，大門上的紅底對聯題寫著：“十年樹木般咸璀璨　百載辛亥天下為公”。

　　翌年，孫中山轉學到位于歌賦街44號的中央書院(第5站)。該書院后來搬遷到鴨巴甸道，并改名為皇仁書院(第9站)，后又遷至銅鑼灣。雖更名易址，皇仁書院仍以杰出校友孫中山為榮，在校園內立了一座少年孫中山像。

　　據史料記載，孫中山在中央書院開始接受西式教育，每日放學后便回到不遠處必列者士街2號的美國公理會福音堂住所(第4站)，在這里他受洗為基督徒，并取教名“日新”。少年孫中山本是因為不信神靈損毀村里的北帝廟神像，犯了眾怒才被迫赴港。在港成年后，他卻發現宗教里“平等博愛”的精神與其“天下為公”的革命思想胚胎并不相悖。

　　在中央書院肄業后，1886年孫中山前往廣州博濟醫院就學，一年后轉入香港西醫書院。沿必列者士街的青石臺階而下，便可來到荷里活道77-81號香港西醫書院舊址(第10站)。眼前已難覓書院的蹤影，而是一座藍白相間、底層為商鋪的現代大廈。與之相鄰的75號則是當年孫中山習醫時常去的道濟會堂舊址(第11站)。

　　當年在西醫學院的孫中山，其志并不全在學醫，據其后來自述，“以其學課較優，而地方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百年前，這里除了教授醫學，還開設科學、民主等學科。

　　盡管不那么“專心”于學業，孫中山的成績依然名列前茅。他是這所書院的第一屆學生，同班12人。5年后，只有他與同學江英華兩人順利畢業。孫中山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獲得醫學士證書和行醫執照，這是港英政府第一次把行醫執照發給中國人。

　　在成為港英當局認可的執證醫師之前，孫中山就有了不小的名氣。他與楊鶴齡、陳少白、尤列朝夕相處，抨擊清廷腐敗，“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為人”，時人稱其“四大寇”。

　　“四大寇”聚談國事之所，有位于歌賦街8號的楊鶴齡之家業楊耀記(第6站)和擺花街2號的杏宴樓西菜館。如今，西菜館依然是一家裝修別致的西餐館，楊耀記也成了人流熙攘的大排檔。

　　百子里結社　遭通緝離港

　　百年過去，史跡徑上的多處遺址已舊貌難尋，而“輔仁文社”巷口的“百子里”(第8站)則維持了原貌。

　　1892年初，楊衢云、謝纘泰等十余人在百子里1號成立“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盡心愛國”為宗旨鼓吹革新。當年，社員們由此入巷，沿石階拾級而上到達集會之所。

　　為迎接辛亥百年，香港市區重建局去年斥資4000萬元在此修建百子里革命紀念公園。灰塵四起的工地上，一位姓陳的工友告訴記者，這一年間，常有年輕人來此造訪。

　　如今公園概貌已成，外形模擬當年舊建筑樣式的特色亭架已經搭建完畢。據悉，園內會擺放“輔仁文社”的社綱及會員相片，還將設LED屏幕介紹革命歷史，并加裝回廊，以重塑“輔仁文社”當時隱蔽于鬧市的氛圍。

　　1895年1月孫中山回到香港，在好友兼“輔仁文社”成員尢列的撮合下，“輔仁文社”與孫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設立的“興中會”合并，組成“興中會總會”，組織機關設于中環士丹頓街13號(第12站)，對外以經營貿易的商號“乾亨行”作為掩飾。大約20世紀中葉，這里變身佛教庵堂。如今眼前所見是一扇緊閉的現代不銹鋼門，唯有通過門上方“永善庵”三個字才能辨認出這里仍為佛家之地。

　　1895年10月，“興中會”在此密謀第一次廣州起義，是役失敗，陸皓東等七十多人被捕殺，在港的孫中山、楊衢云被清廷通緝。港英政府受清廷壓力，迫令二人離境。

　　辦報鼓吹革命　結志街志士喋血

　　逃亡至日本的孫中山重圖大舉，1899年秋派陳少白至香港籌辦黨報，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義，定名為《中國日報》。報館租下中環士丹利街24號(第14站)為發行所，現為香港赫赫有名的陸羽茶室，系香港的一個文化地標，老一代文人最鐘情的地方之一。

　　當年的報館內亦是“談笑有鴻儒”，匯集了一批文人墨客。精通中、英、日三種語言且文筆犀利的陳少白親任社長和總編輯，楊少歐、陳春生、馮自由等先后任主筆，胡漢民、章炳麟也做過特約撰述。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日報》不僅鼓吹革命，在版式上也很“革命”。陳少白將報紙的長行直排改為短行橫排，開中文報紙之先河，中國多數報紙至今仍采用這種排版方式。

　　作為革命的策源地，流血犧牲難免波及香港。1901年1月10日晚，百子里轉角的結志街52號(第7站)，輾轉返港不久的楊衢云在其私塾被清廷派來的刺客槍殺，翌日施救無效逝世。

　　而今，結志街店鋪林立，人興財旺，不遠處便是有近百年歷史的中環露天市集，只有路旁鮮紅色的史跡徑標示牌提醒著人們，一位革命先驅曾經在此喋血。

　　孫中山再次來到香港已是武昌起義成功后的1911年12月。這一年，他曾就學的香港西醫書院剛剛擴建為香港大學，并遷至港大現址薄扶林。記者探尋之旅的終點，正是迎來百年校慶的港大。

　　從東校門進入，記者依海報指引參觀了《大道之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影像展》，行至荷花池瞻仰孫中山銅像，走過圖書館前的中山廣場，最后到達港大最古老的建筑陸佑堂(第1站)。

　　沿陸佑堂前的石階進入大廳，記者仿佛也被帶至孫中山回訪母校的現場。1923年春天，名滿天下的孫中山在陸佑堂作《革命思想之誕生》的演講。他開場便道：“我此行真仿如游子歸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也……從前人人問我，你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從香港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