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新常態必然要對過去城市經營的做法和思維進行取舍。有取是承認房地產是城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產業，也是一個主要的產業，有舍是對于房地產不宜再使用房價等指標來衡量和使用行政手段來調控，也不宜再追求城市的規模、人口、GDP等表面的政績性指標。

　　據有關報道，[汶萊公司注冊]廣州市長陳建華日前到香港創興銀行總部調研時，發聲力挺廣州樓市。陳建華說：“廣州培養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地產商，目前地產行業TOP20有7個是廣州的，廣州房價還只是北京、上海的一半，另一半就是我們的空間，我們有這個信心。廣州的經濟總量，今年將超過香港，明年將超過新加坡，所以地產在廣州還有很好的前景。”

　　廣州GDP確有可能超香港、新加坡

　　陳建華的話里其實有三個意思，第一就是由于廣州與北京上海同為中國寥寥的幾個一線城市，房價是應當比肩的，因此現時的差距就是未來進步的空間。第二，目前廣州的發展還離不開房地產作為重要產業的作用。第三就是廣州的經濟總量今明年就會超過香港和新加坡，因此地產前景廣闊，也許也可以同香港和新加坡比肩。

　　廣州經濟總量超香港、新加坡的說法，倒是沒什么問題，去年就有媒體報道稱，去年底廣州市GDP與香港僅相差140億美元，與新加坡相差342億美元，預計2015年廣州GDP將超過香港，2016年超過新加坡或與新加坡齊平。但是GDP背后的經濟增長質量又應該如何比較呢？陳建華話里對廣州房價上漲的“期盼”之情，也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現時談論廣州和全國的房價與房地產前景意義不大，因為現在中國已經逐漸意識到房價和房地產發展中，應該把政府的有形之手，諸如限貸限購等行政政策盡快取消，以后也不再存在，讓市場機制發揮基礎作用。從陳建華的言論來看，目前中國城市發展還處于經營城市的階段，這是中國城市發展中的第二階段，未來應該向更高級的階段轉變，而這個轉變，也應該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新常態的一個體現。

　　城市發展新常態應舍去政績性指標

　　中國城市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主要是依靠工農產品剪刀差發展起來的。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中國執行的基本上是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戰略。同時，通過商品糧戶口和農業戶口的區分，使得不同戶口的人群形成了截然分明的收入和生活不同的二類人群。但是其實城市也沒有發展和繁榮起來。這一局面從上個世紀80年代才開始逐漸改革，到90年代初才基本過去。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正式進入了經營城市的階段。因為城市是經濟和資金、信息的聚集與發散中心，所以經營城市往往在政績上和GDP上立竿見影，正與這二十多年來的社會趨勢一致。起初的經營城市，重點也是房地產，往往是先批地，房地產開發商賣樓花，用賣樓花的錢來修路蓋房，然后再開始新的循環。而到了2000年左右，通過賣地獲得高額收入，房產公司預售房產成為主流，以致形成了土地財政，各地各級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極度依賴，并且造成房價的節節攀升。這其中，表面現象是道路寬廣、高樓林立，內在原因不少是政績工程和面子工程導致的，也存在著大拆大建甚至是強拆現象，腐敗現象和利益訴訟現象也不少。

　　從2013年起，中國逐漸開始往新常態過渡。經濟和社會新常態自然要求中國的城市發展也進入新常態。那么，城市發展新常態必然要對過去城市經營的做法和思維進行取舍。

　　“有取”是承認房地產是城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產業，[注冊安圭拉公司]也是一個主要的產業，“有舍”是對于房地產不宜再使用房價等指標來衡量和使用行政手段來調控，也不宜再追求城市的規模、人口、GDP等表面的政績性指標。更重要的是，城市發展的高級階段，城市工作的重點要轉移到城市與自然和諧、人與城市和諧的軌道上來，也就是說，城市的人文等軟環境，重要性躍居政績工程等硬環境之上。

　　當然，本文所談的城市發展的高級階段，只是個人粗淺的看法。但是，走出過去嚴重依賴土地財政的經營城市的階段，走上人們生活開心舒暢、收入與支出匹配的環境，讓民眾安居樂業，則應該是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