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近日通過了一個縮小城鄉、區域、貧富差距的共同富裕決定，當地試圖用4年時間來推進一個總額可能超過1萬億元的一攬子計劃，促進“共富”。

12條“富規”

“對發展中出現的重大的、基礎性問題的苗頭，早解決比遲解決要好。”重慶市社科院研究院李勇7月25日對《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說，經過一段時間的“分蛋糕”重要，還是“先做大蛋糕重要”的爭論之后，重慶市決定，一邊要把“蛋糕”做大，一邊要把“蛋糕”分好。

當地為此出臺了旨在縮小城鄉、區域、貧富差距的12條措施。

這12條“富規”分別有新增330萬個就業崗位，發展微型企業15萬個，個體工商戶增加到150萬個，有效增加普通勞動者收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實現農民工500萬轉戶進城；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1000億元以上；利用“地票”交易制度等辦法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等。

重慶市決定，到2015年，全市經濟總量與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2.5∶1。

重慶市還提出，用2年時間消除絕對貧困，3年實現2000個貧困村整村脫貧（有媒體估算需投資3000億元）；建成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需投資1000億元）；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上漲“雙聯動”；5年投入3000億元，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措施和目標；以及把31個遠郊區縣城打造成區域經濟中心，建設500個現代化小城鎮，加快縮小區域差距等。

萬億國資助力

本次重慶市推出的12條共富規定中，明確提出“確保國有資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將國有資本收益的30%上繳財政，用于民生，服務社會，充分體現國有企業全民所有的社會屬性”。

這是該市本次提出的共富措施中的最大亮點之一。當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稱，重慶市的該條規定，給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的央企未來如何回報“股東”，兌現“全民所有”的投資回報規則，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樣板。

本報記者了解到，至2010年末，重慶市市屬國資企業已經擁有總資產1.25萬億元，是全國國資系統第四個跨進“萬億國資”的省市。

重慶國資于2002年開始進行改制重組，當時的市屬國有企業的國資總量不足2000億元，此后，該市政府通過賦予政府特許經營權（政策注入）、土地注入、中央撥款及地方財政的資金注入，成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重慶市渝富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用6年時間剝離、打包處理掉300多億元不良資產，當地國企經營狀況此后出現反轉，凈資產每年達到30%。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此前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這些公共資源進入當地國企后，國企理應回報社會。

“基尼”挑戰

重慶市本次提出的共富計劃的另一大亮點是，給自己上了一道基尼系數“緊箍咒”：該市計劃在2015年將基尼系數縮小到0.35左右。

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零和一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

通常，學術界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重慶市目前沒有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數據，當地媒體今年曾在該市“兩會”期間公布過一個0.42的數據。這意味著，重慶市將用4年時間，來將該市的“收入差距較大”狀態，調整至“收入相對合理”狀態。

重慶市本次將“加強收入分配調節，將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單列為一條共富措施，并提出“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企業利潤、高管薪酬‘三掛鉤’，按上年全市城鎮經濟單位職工月平工資的30%動態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不過本報記者注意到，重慶方面本次沒有觸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與居民收入的增速平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