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人占據多數的商業世界中脫穎而出，“裙子CEO”越來越多嶄露頭角。

比如在美國的硅谷，女性CEO們往往不乏機會。惠普幾年前雖然解雇了當時被稱為道瓊斯工業指數成份股企業中唯一的女總裁卡莉·菲奧莉娜，幾年后又任命了從eBay跳槽過來的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

最近，IBM又宣布將由現任高級副總裁吉尼亞·羅梅蒂出任下一任總裁兼CEO。

而在中國，女性作為公司的最高領導者也層出不窮。

這些女性CEO有哪些特質能沖破天花板，占領男性主導的商業世界里權力的頂端？

“裙子CEO”的周期與優勢

在東方和西方的很多文化中，女性會被認為應該承擔更多的家庭角色。所以能兼顧生活的各個方面，而真正走上商業舞臺的前沿女性CEO們往往鳳毛麟角。

在工作中接觸過不少跨國公司的女性CEO的加績集團（Judge Group）總裁莫嘉禮（Gary Morris）發現，這些女性CEO的共同點是，有強勢的個性和良好的溝通能力。他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雖然她們每個人的經歷不同，但相同的是，她們每一次升職都是有扎實的基礎，不是靠影響董事會或者符合某種公司政治，而是她們的能力和所做的成績讓公司的每一個人都不驚訝于她們的升職。

的確，女性要在男性主導的職場上成功往往需要更多努力，獵頭公司摹根麥肯立人才服務(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黃薇雯說，“開始時沒想到自己能走這么遠，但我在工作中非常積極和投入，不只是做分內的事情，而且往往把業績做到超越對某個職位的要求”，所以之前在一家對升職要求非常嚴苛的美資公司里，她在4年時間升職了4次。

不過，在公司的管理和經營過程中，女性CEO與男性CEO相比，有著她獨特之處。博斯公司（Booz & Company）大中華區的合伙人徐滬初認為，也許她們的思維方式及理念大致相似，但領導風格卻可能有所不同。

男性CEO更適合于外部開拓性企業，女性更適合于穩定成熟的內部管理型企業，所以在很多公司的財務、內部管理、審計、法律等領域，女性具有著優勢地位。

在決策過程中，女性在考慮周全才會決策，男性在沒有考慮周全的情況下可能更具冒險精神；在溝通上，男性高管更偏向自主、獨立、競爭，而女性更注重人際交流、相互依存、合作成事；在知識能力上，男性高管和女性高管差別不大，但是在知識結構和偏好上，可能會有區別。

也正是因為這些特點，女性CEO的出現不僅與行業的發展周期相關，也與經濟社會環境相關。當經濟與行業處于積極發展的開拓期，往往男性CEO更能注冊香港公司費用開疆辟土，果斷決策；而當經濟動蕩期，公司需要穩定發展，或者行業發展已達到穩定期，更需要內部自生式穩定增長，則女性CEO往往更善于獨當一面。

這也就不難理解一份統計上顯示的，女性參與商業活動比較集中的行業是信息產業和金融領域。在最近的20多年里，美國信息產業所創造的崗位有2／3由女性擁有，女經理們所掌控的公司中有61％涉足的是電子商務。而在金融領域，這種情況就更香港公司做賬報稅為明顯，美國大銀行中的經理崗位上，女性和男性人數幾乎一樣多。

中國女CEO比例全球第二

與巴茨、吉尼亞·羅梅蒂等美國的知名女性CEO一樣，中國商場上也馳騁著一批“紅妝”女將，如格力電器副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玖龍造紙公司董事長張茵、印象中國系列創始人王潮歌以及寶鋼前董事長謝企華、光明乳業前董事長兼總經理王佳芬等。

據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最新公布的2011《國際商業問卷調查報告》，中國女性工作者突破職業“天花板”成為企業高管的比例正不斷提高。

在受訪企業中，女性高管占中國企業管理層的34%，與2009年（31%）和2007年（32%）的比例相比，穩步上升。而在女性高管中，擔任CEO一職的比例高達19%，遠遠高于全球8%的平均水平，排名全球第二。

調查顯示，全球女性高管比例最高的國家為泰國（45%），其次是格魯吉亞（40%）和俄羅斯（30%），而日本（8%）和阿聯酋（8%）女性高管的比例最低。

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兼董事長徐華解釋道，這是由于近年來，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激勵女性成長的社會環境日益優化。同時，中國女性對高管職位的渴望也強于他國。美國《新聞周刊》的數據顯示超過75%的中國女性渴望獲得企業高管職位，而美國的這一數字僅為50%。

調查同時發現，亞太地區（除日本外）女性CEO的比例明顯高于歐美地區，其中最高的國家/地區為泰國（30%），其次是中國大陸（19%）和中國臺如何注冊香港公司灣（18%）。而歐盟國家和北美地區的這一比例僅為9%和5%。

與中國情況有所不同的是，全球受訪企業中，女性高管比例出現下降趨勢，今年平均水平僅為20%，與2009年24%的比例相比大幅下降，回到基本與2004年（21%）持平的水準。

在黃薇雯看來，另一個原因是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一些高端崗位需求較多，所以女性只要業績能力等表現好就有升職的機會。

美國女性CEO的經驗

不過徐滬初認為，不能僅從數量上衡量上述現象。他發現，中國職場上的女性CEO或高管出現在家族企業和民營企業中比較多，像寶鋼的謝企華、光明的王佳芬等在國企或者是跨國企業中的女CEO相對較少，也就是說她們在公平地面對社會的崗位中占據位置的相對較少。

在一些純粹的商業世界的環境中，要求女性的職業化素質很高，而且也需要女性有更高層次的追求，而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這種純粹的商業環境中，對女性還是有些排斥的。在考慮一個新的更高職位時，男性可能更容易說愿意，但女性有時不完全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他認為，在財富500強企業中出現了不少美國女性，由于社會發展的程度不同，一些美國女性會選擇在婚后回歸家庭，而一旦她們選擇相反的方向，可能就會更加集中精力。

徐滬初認為，對于中國的女性高管，若要走向更高階段的職業生涯，應該有2個方面的平衡，首先是處理好家庭生活與工作的關系，獲得家庭的支持是不少女性成功的關鍵。

一些優秀的女性CEO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她們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劃上了嚴格的界限。黃薇雯說，如果你能劃分出界限，你就能聚精會神。所以她盡量高效利用上班時間，而把下班時間和周末留給家人。

但家庭占用的不僅僅是時間，也給她們提供了有效管理的智慧。雅虎前女CEO巴茨說，為人父母教會了她在家庭和工作中不必事事都去管，就像如果你事事都管著孩子，他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其次，徐滬初建議，在職業素養方面，應該平衡好女性職業人的特色優勢與男性商業世界的規則。而且必須“正確”認識男性商業世界的規則，比如中國酒文化下，女性CEO或高管是否一定需要有酒量才算適應和貼近規則呢？徐滬初認為，那就未必。“女性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商業世界規則，關鍵在于你作為CEO你能給客戶方和公司帶來什么價值。”

黃薇雯也認同這種觀點，“其他的規則有時可以用變通的方式去解決。關鍵的是自己對自己要求高，對公司做出超出預期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