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2012年9月13日舉行了一次罕見的公開聽證會。來自中國的兩家科技公司高管在會上接受議員質詢。華為和中興，它們在全球范圍內相互搏殺，終于有了一次成為“戰友”的機會。在此之前，美國國會一直懷疑它們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大連瑞豐注冊香港公司]為此進行了10個月的調查。會上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密西根州的共和黨議員羅杰斯（Mike Rogers）說：“我們收到報告，這兩家公司出售的產品存在后門，或者可以原因不明地發出信號。”
另一場較量充滿戲劇化，中國工程機械龍頭企業三一集團準備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詳情不贅述，9月底，奧巴馬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簽發行政命令，并通過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要求三一在美投資的一個風電項目停建、撤離、撤資。三一集團在一個沉悶的產業卻以鋒芒必露著稱，這次一怒之下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分區法院遞交訴狀，把奧巴馬追加為被告，并向法院遞交要求加快審理此案的動議。
不僅是初入美國的三一，國際化老兵魯冠球 也有些郁悶。8月，鋰離子電池盒能量存儲系統的電池巨頭A123系統公司與萬向集團達成非約束性戰略投資意向書，根據此意向書，萬向將向A123提供4.65億美元融資。消息公布后，美國南達科他州議員John Thune和愛荷華州議員Chuck Grassley向能源部長朱棣文致函，認為美國納稅人數十億美元資金通過汽車行業恢復法案流向海外企業，朱棣文也公開表態，認為奧巴馬政府不應將政府資金和敏感的技術轉移到中國公司。10月16日，A123宣布向美國特拉華州破產法院遞交破產保護申請，并表示零部件供應商江森自控有意收購其汽車電池業務。
7年前，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L .Friedman）勾勒了一幅全球化圖景：全世界資本、技術和信息超越國界組合在一起，形成單一的全球市場；國家的圍墻被打破，世界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落。在這本書出版前后就傳出消息，IBM將自己引以為豪的PC業務出售給了一家當時看起來平淡無奇的中國電腦廠商聯想，這似乎為預言加上了一個生動的注腳。
弗里德曼對了一半，技術能超越國界，技術的擁有者卻不能，地球依然是圓的，站在美國與中國，看到是不同的地平線。
糾結
針對華為、中興的聽證會召開當晚，[廈門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一名知名科技博客的博主看完新聞后在Twitter上寫道：“手機不明原因發出信號？這明顯是軟件缺陷。中國人靠這個來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個結論太荒唐了。國會的人都是大傻瓜！”這句結尾是5個大大的驚嘆號。該博主另一個身份是硅谷的一名工程師。
華為早已將觸角延伸到世界科技的心臟—美國硅谷。它在美國全資子公司FutureWei的研發中心坐落在硅谷重鎮圣克拉拉（Santa Clara）。多年以來，這個研發中心作為華為技術交流前哨，為公司新產品開發貢獻頗多。2012年2月，華為宣布將投資36億美元用來擴建該研發中心，這暗示其努力能成為一家硅谷公司。
除了華為，中國其它著名科技公司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新浪也都在硅谷設有分公司或者辦事處。它們從硅谷尋找源源不斷的技術與創意，再將之帶回中國。
不只中國需要硅谷，硅谷也同樣需要中國，華為研發中心旁就是著名的101號高速公路（Hwy 101），這條高速路貫穿整個硅谷，幾乎所有著名公司都坐落在它兩旁。與華為研發中心相隔1.5英里，位于101另一側的是大名鼎鼎的英特爾。
英特爾也是最早進入中國的美國高科技公司。早在1985年它就在北京設立辦事處，目前在中國已有超過6000名員工。2007年英特爾還投資25億美元在中國大連建造了其在亞洲的首個芯片工廠，如今中國已成為英特爾最大的海外市場。華為中興事件發酵前不久，英特爾CEO歐德寧（Paul S. Otellinii）還宣布“中國數據中心市場過去5年增長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5倍，目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的服務器市場。”
若想真正擺脫中國電信設備商恐怕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英國某咨詢業人士曾表示，問題并不在于華為，而是中國在信息技術零部件制造領域的整體主導地位。如今沒有一家美國公司能夠用美國制造的零部件建設一個第四代移動通信（4G）網絡，即使像思科（CISCO）這樣為美國政府建造很多系統的公司，也要從中國采購零部件。自從2007年起，思科公司已經累計在中國購買了160億美元的設備，其中不乏光模塊、交換機等核心設備。
即使互相依靠，美國市場依然是華為的噩夢，它一次次無功而返。
2008年，華為與貝恩資本聯合收購3com，卻因美國議員擔心華為找到攻擊美國電信系統的方法而被迫放棄；2010年美國最大移動運營商之一的Sprint發起網絡升級招標，華為提供了最優解決方案卻遭到8名共和黨參議員阻撓而競標失敗；去年，華為再次被迫撤銷收購3Leaf的計劃，原因是美國外資審議委員會（CFIUS）要求華為剝離部分交易資產。2011年華為在美國銷售額僅為13億美元，而它在全球銷售額為324億美元。
美國官方多次強調，對華為另眼看待是因為其管理結構與歷史，同中國政府有著理不清的關系。這種態度中蘊含了曠日持久的不信任，同為電信設備制造商，三星與韓國政府，阿爾卡特朗訊與法國政府的密切關系毫不掩飾，卻極少受到美國官方的阻撓與調查。
在上個季度中，華為花費了35萬美元聘請了7家游說公司，包括任正非在內的公司高層也積極配合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調查，但在10月8日，國會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個月，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終于完成了為期11個月的調查，發布了長達52頁的調查報告。該報告分別羅列了十數條對兩家公司的不利指控，認定華為和中興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建議美國政府禁止這兩家公司獲得美國敏感系統的接入權，禁止其收購美國資產；并避免使用其設備。調查報告發布后不到一小時，華為立刻發表回應聲明，稱該報告充滿了傳聞，且未能提供明確的信息來證明委員會的擔憂是合理的；它沒有像三一一樣起訴奧巴馬，卻也在明顯克制自己的怒火。
“千萬別想要筑墻”，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警告，而又在一篇名為《美利堅真正的夢之隊》的文章中一針見血指出：“在今天這個關聯世界里，最重要的經濟競爭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的。它其實是在你自己和你的愿景及想象力之間。”“今天的世界，差不多所有東西都在變成日用品一般，除了想象力，除了能迸發新思想的能力（the ability to spark new ideas）。”他認為，“美國可以把任何產品包括電腦芯片、汽車飛機甚至武器都交給別的國家代工，而自己只要保留一樣—那就是腦中能源源不斷迸發出新想法的創造者。”
這種聲音在地緣政治與貿易保護的堅墻上重重地彈回來。[福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
縮影
如果抱怨有效，今年以來中資公司的抱怨可以填滿《華盛頓郵報》所有版面，然而它們都明白，抱怨是比憤怒更無效的情緒。
“華為應該更加透明化，更好地做‘世界公民’，照顧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執教于美國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管理學院創新與創業管理系的孫黎博士認為，華為還需要更好地學習和運用美國游戲規則。他建議，華為可以考慮給自己的盟友與學習榜樣IBM一定的折扣入股，引進國際化的股東，同時邀請一些國際人士（不僅僅是商業人士，更要包括前政界人士）進入公司董事會，從而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如果華為公司整體目前還做不到，可以先從華為美國分公司開始。”
實際上，華為已在一些西方國家嘗試類似路徑。2011年，它在澳大利亞成立了海外首個董事會，并聘請三位前澳大利亞高官擔任華為澳大利亞公司的獨立董事，包括澳大利亞前外交部長Alexander Downer、維多利亞州前州長John Brumby和澳大利亞退役海軍少將John Lord。今年9月，任正非還面見了英國首相卡梅倫并宣布在英國新增13億英鎊的投資計劃，這個計劃預計將給當地帶來700個新就業機會。
遺憾的是現實語境下，孫黎的建議在美國可能并無實效，華為和中興無論怎么做都是錯的，競爭上升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時，單靠企業的力量微不足道。
越來越多的碰撞勢不可免，在充分競爭領域，中國公司擊敗了全球競爭對手，聯想集團即將坐上全球PC銷量第一的寶座，華為也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最大電信設備商，過去美國尚能固守全球產業鏈高端，而如今來自中國的商人已不僅僅販賣皮鞋和襯衫，它們正挑戰美國支柱產業。
美國一直非常在意保持在信息產業上的領先優勢，并且將這種優勢與金融、制造、軍事等牢牢結合在一起；而電信設備行業則是信息產業的基礎，一向都是其下大力氣扶持的產業。如今在這個產業中，華為和中興已在全球前五大廠商中占據了兩個席位。與此相對應的則是美國電信設備商集體沒落，摩托羅拉、朗訊、北電（加拿大公司）等公司要么破產，要么與歐洲同行合并。
正是由于通信設備行業如此重要，才讓美國政界痛下殺手，阻撓華為、中興的發展。當其它國家的企業對其支柱產業產生沖擊時，美國往往會一劍封喉，例如它一直對日本汽車產業的崛起耿耿于懷，奧巴馬政府不惜耗費高達848億美元的重金拯救已陷入困境的兩大汽車巨頭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當2010年豐田汽車出現質量問題的時候，它就立即集中火力對豐田進行口誅筆伐，美國國會還為此專門召開聽證會并傳喚豐田汽車總裁豐田章男，議員們的猛烈抨擊讓豐田章男幾度落淚。
如果企業已用盡全力，國家何為？哈佛商學院著名教授邁克爾·波特提出過國家競爭優勢的“鉆石理論”，他指出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政府需要扮演四大角色：首先，應該改善產業所需要的一般資源狀況，如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充足的資本等；其次，政府應制定能夠貫徹的法定政策，以創造產業發展的環境為目標，除了管制不合理競爭，更應鼓勵創新和改進；第三，政府應協助產業在某個地區發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級；第四，政府應成為本國企業和人民培養更強大競爭力的推動者和挑戰者，并最終成為信息提供者。
顯然，華為、中興、三一、萬向們面臨一個悖論：它們背后沒有一個國家的影子，內心中又清楚在中美經濟博弈大舞臺上，除了自己在臺上唱好戲外，也離不開國家實力的支撐。
兩年前，本刊記者曾拜訪Facebook總部。當時它還位于離斯坦福大學不遠的加利福尼亞大道（California Avenue）一幢樸實無華的建筑里。
在巨大而擁擠的一體式辦公空間里，筆者注意到員工頭頂上飄揚的五顏六色的國旗。每一面旗幟都代表著一名員工來自的國家；在旁邊的咖啡廳里，人們操著口音龐雜的英語交談著；而在整個硅谷，每天都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業者在簡陋公寓甚至地下室內辛勤工作。
即將離開Facebook總部時，遍布涂鴉的墻壁上有一幅手繪世界地圖格外醒目，下面寫著一行小字：
“We Are the World.”
年輕人或許覺得硅谷屬于全世界，他們不知道鄰居華為正面對的障礙，當然，也忽略了Facebook還不能進入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