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的最后10天，國資委接連召開中國鋁業、中石油、中國國電等三家中央企業建設規范董事會工作會議，董事會制度建設“提速”。截至目前，113家中央企業中已有近60家引入外部董事，建立規范董事會制度。

　　一邊是一些央企頻頻曝出巨虧、[香港公司注冊]高管腐敗等問題；一邊是國資委披露央企董事制度改革不斷完善。公眾質疑：央企規范董事會制度對出現的問題產生預期效果了嗎？應該起到監督、約束作用的董事為何成了“花瓶”？

　　國資委一直倡導以引入外部董事為主要特征的央企規范董事會制度。這項工作自2004年國務院批準試點、2005年10月寶鋼集團第一家啟動以來，已足足推行近10個年頭。

　　根據國資委網站公開信息統計，截至6月底，113家中央企業中，已有59家中央企業引入外部董事制度，涉及石油、鋼鐵、電力、通信、運輸、軍工等眾多行業。央企規范董事會制度劍指央企“一言堂”問題。按照國資委的構想，建立健全以外部董事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董事會制度，將一把手負責制變革為分權制衡，實現決策組織與執行組織的分離，充分發揮董事會在重大戰略決策、風險管控、經理層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一個重要初衷就是為了消除內部人控制，防范國有資產流失風險。”持續關注央企改革問題的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

　　在知名經濟學家看來，引入外部董事建設規范的董事會制度，從形式上向現代企業靠攏，值得肯定。

　　然而，外部董事的引入，[香港注冊公司]并沒有取得設計者理想的成效。審計署日前披露的11家中央企業審計結果顯示，11家央企存在包括投資決策失誤導致巨虧、濫發職工福利、資金違規使用等諸多問題，而這11家央企中，有5家已先后引入外部董事制度。

　　又比如，從2008年到2013年期間因重大決策失誤接連曝出超百億元巨額虧損以及被查明高管貪腐事件的中國遠洋集團，2011年即已引入外部董事制度。

　　“由于種種原因，我國企業引入的董事會制度，無論是央企的外部董事，還是民營企業的獨立董事，實際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華生說。

　　作為規范董事會制度中最為關鍵的主體，外部董事肩負什么職責？記者采訪獲悉，外部董事的職責一般包括在投資項目、資金使用、干部人事以及薪酬等方面進行監督和參與決策。

　　同時，記者梳理發現，外部董事以退休央企高管為主，其余多為高校學者，法律、會計界專業人士。

　　在一些央企內部人士看來，這樣的安排有助于實現企業決策組織和執行組織的分離與制衡，實現決策組織動態優化，實現企業真正的集體決策、科學決策。

　　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一起決策失誤或是央企高管貪腐，是由外部董事參與決策或監督而發現、避免的”。長期關注央企發展問題的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劉澄說。

　　不止一名央企內部人士說，有些外部董事一年去不了企業幾回，對企業情況根本不了解，很難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同時，一些重要決策臨近表決前，企業才會通知外部董事，并沒有給外部董事留出調研時間，更多情況下，“決策就是簽個字，工作也就點個卯”。

　　李錦也告訴記者，在一些央企，外部董事較為弱勢，能說上話的通常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而在重大決策或人事安排上，外部董事基本沒有什么說話權利，基本淪為“花瓶董事”。

　　更有甚者，[注冊美國公司]一朝成為外部董事，迅速變身“內部人”，利用身份插手央企內部經營事務，為自身牟利，本應獨立發表意見，起到消除內部人控制積弊，卻因利益牽扯成為央企內部人控制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