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西方的萬圣節（上周五）前夕，日本央行奉上了“大禮”——擴大QQE（量化質化寬松）規模至80萬億日元（此前目標60萬億~70萬億日元），全球股市皆聞訊大漲，頗為映襯這一歷來瘋狂的節日。然而狂歡過后，日本的通縮陰霾能否真正退去？日元的走軟又能否真正傳導至出口？

      本次QQE的意外推出對股市的效果立竿見影，[注冊公司]且惠及全球。日經指數暴漲4.83%，盤中最高漲幅達5.5%，創2007年以來高點；滬指漲1.22%；美股高開，三大股指受日本寬松刺激而全線收漲，標普500和道指創歷史收盤新高，納指創2000年以來新高。道指日內也刷新歷史新高17395.54點。由此，本周的全球股市進一步走向也令人頗感期待。

　　“日本央行的行動再次證明，安倍政府是股東的朋友。安倍政府關注日本經濟的復蘇。我關注日本股市25年，從來沒有一個政府與股票投資者的利益如此一致。” 投資公司Comgest基金經理Richard Kaye表示。

　　其實，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標在海外投資圈有一個稱號，叫做“頂住股市”。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養老基金委員會（GPIF）宣布批準將國內、國外股票配置比例從12%提高至25%，批準將日本債券配置比例從60%下調至35%，可見日本央行希望將QQE的財富效應發揮到極致，這也將對刺激消費、提振通脹有一定作用。

　　QQE的具體政策主要分為四大點：第一，擴大基礎貨幣規模。通過調節無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來影響基礎貨幣；第二，擴大國債購買規模、擴展國債剩余期限，鼓勵收益率曲線中利率的進一步下降；第三，擴大ETF和J-REIT的購買規模，以降低資產價格的風險溢價； 第四，持續推行QQE，以實現2%的物價穩定目標。最為主要的是，央行希望通過改變實質性預期，從而實現物價上漲2%的目標。

　　然而再寬松是否能成功狙擊通縮？這仍是一個開放問題。本次央行對放寬政策規模的投票比——5比4，這個反對比例也史無前例（第一輪寬松以9比0全票通過），若政策仍不見效果，很可能會有損央行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的信譽。

　　目前，日本通脹率跌回近一年來最低點，就業創造指標也在三年來首次出現惡化，這同政策制定者的樂觀態度形成分化。

　　此前，日本央行的債券購買計劃成功地將通脹帶出持續近十年的負區間，通脹率一度突破1.5%，離2%的目標僅幾步之遙。然而，此后日本政府提高消費稅導致了日本經濟在二季度萎縮1.7%，當前每況愈下的消費者和企業需求以及下跌的油價導致了日本通脹進一步走低，并很可能跌破1%。

　　若不出意外，今年年底就到了第二次加消費稅的時候了。安倍此前還悲觀地表示，如果提高消費稅使得經濟脫軌和增長減速，那么稅收也不會隨之增加，整個實踐就變得毫無意義。但QQE的祭出很可能是為加稅提供緩沖，這也進一步佐證了加稅進程或不會推遲，因為不加稅就意味著政府赤字惡化，導致國債評級可能進一步被下調，從而引發國債利率上漲，這便與QQE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日本央行多次表示，將繼續QQE直至通脹穩定在2%。不過，此輪QQE和年底加稅的交互作用究竟會將通脹率引向何方尚待觀察。

　　除卻通脹目標的煩惱，出口不振當前也成了日本的“心病”。為何日元貶值如此嚴重，出口卻沒有得到提振？此次QQE的推出會否提振出口？

　　“日本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跨國產業鏈越來越緊密，因此出口還涉及到上下游產業鏈的配合，日本將上游生產的機器、原材料轉移到下游（如中國、印度）組裝，而中國人民幣的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日元貶值對日本出口的提振作用。”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在接受《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此外，日本企業的產業轉移也是打擊出口的因素之一。自2012年9月日元開始貶值后，為了削減成本和工資，日本制造業紛紛將工廠轉移至海外，因此削弱了日元貶值對出口的推動作用。而以技術含量為支撐的本土企業又鮮有新產品推出，產業無法找到新的增長點。在尖端科技上無法與美國相比，原有優勢產業又受到來自韓國、中國臺灣的沖擊。

　　自安倍上臺后，日元對美元已累計貶值近30%。10月1日，日元對美元曾觸及110.09，是自2008年8月以來首次突破110大關。截至記者發稿時，日元對美元為112.30。

　　實際上，[注冊離岸公司]低匯率已經挑戰日本的底線。對出口企業的好處當前尚未看到，而對那些主要業務在國內的企業（尤為中小企業），增加的輸入成本又極難被傳導到消費者，因此日本政府高官一直在批評匯率，經濟和財務大臣的批評最為猛烈。

　　由此，新一輪QQE究竟會如何進一步向日元施壓？而弱日元能否傳導至出口？這兩大除通脹外最為關鍵的問題仍值得進一步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