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中國出臺了新法規，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對涉及中國企業的境外交易課稅，消息一經公布，稅務分析師、服務商、律師和投資者們頓時陷入一片狂亂之中。

然而在今年年初時，人們還對國家稅務總局698號文中提及的寬泛法規有所懷疑。由于那些特殊目的公司(SPV)遠在千里之外，人們懷疑中央和地方稅務機關究竟打算如何對那些業務進行征稅，而他們又能做到何種程度呢？

如今這種懷疑已不復存在。2010年1月，全球領先的私募股權(PE)企業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 Group)向一家美國的私募股權企業出售了他們在香港的分支機構，從而間接轉讓了他們在江蘇省一家企業里持有的49%股份。雖然交易在境外市場上進行，但它仍引起了江蘇省稅務部門的注意。5月18日，凱雷投資收到了一張總額為2500萬美元的稅單。這是698號文首次公開拿大型境外投資者開刀。

人們的第一反應十分清晰：江蘇省稅務局對凱雷窮追不舍的氣勢讓許多分析師嚇了一跳。上海霍金豪森與路偉律師事務所(Hogan Lovells)的高級合伙人安娜·埃爾莎費(Anna Elshafei)說：“稅務局跳出了原有的思維范疇，這讓我大吃一驚。他們表現的非常主動，他們會瀏覽各個網站、追蹤事態的進程并詢問各種問題。”

其他分析師也大都贊同她的觀點。香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約翰·顧(John Gu)說：“中國稅務部門正在積極地向離岸市場上的特殊目的公司課稅，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確實存在的風險。凱雷事件為所有外國投資者、特別是私募股權投資者敲響了警鐘，”

這一事件造成的最直接影響便是提升了在中國投資的綜合成本，然而由于698號文本身模糊不清，具體的影響數額也難以界定。理論上說，雖然該條文使中國政府能夠向具有中資背景的特殊目的公司課稅，但其真正的影響力度還是取決于地方稅務官員如何去解釋該條文的模糊之處。
上海偉凱律師事務所(White & Case)的合伙人彼得·倪(Peter Ni)說：“我們需要更清楚了解政府對間接交易的定義界定、是否存在著一個資產轉移的百分比限值、國稅局會對特殊目的公司的背景追溯到哪個級別以及當中國企業在整個交易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時又該如何處理，諸如此類的許多問題我們至今仍沒有確切答案。”

698號文對這些問題的定義非常抽象難懂。霍金豪森與路偉律師事務所的安娜·埃爾莎費舉了一個明顯的例子，上海稅務局告訴她們只會對交易的上一級企業征稅，這樣便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漏洞。安娜說：“如果你是中國總公司，那么只要在你們公司和進行交易的特殊目的公司之間再安插一層企業，顯然就能避免被征稅。”

人們對698號文關注的另一個焦點在于，當前的這種執行方式可能會造成雙重課稅。因為凱雷案中征收的稅款并未記錄在香港分支機構的賬上。倘若外資企業決定對這家特殊目的公司進行清償，那么來自特殊目的公司的同一筆資本利得將被征稅兩次。彼得·倪說：“目前并沒有人談論這個話題，但今后它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如果地方稅務機關真的執行這一標準的話，那它確實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畢馬威的約翰·顧表示，執行工作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偏差，如果納稅人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向地方稅務局證明自己正在被雙重課稅，那么很可能該法規將無法被嚴格執行。”他再次指出，這條法規的實施將存在巨大的地方性差異。

理論上說，這些執行和解釋上的差異將使一些企業去主動選擇納稅的地點，他們會將態度最為寬松的省份作為自己的立足點。然而目前這一現象還沒有出現，因為眼下還存在著太多的未知因素：現在企業根本無法判斷出哪些地區更為寬松，也無法得知其是否會給自己的經營帶來巨大變化。

今后中央政府是否會發布進一步的解釋說明和指導方針來糾正潛在的地方性差異呢？上海偉凱律師事務所的彼得·倪認為可能性較低。而歐華律師事務所 (DLA Piper)的合伙人帕特萊斯·馬賽奧(Patrice Marceau)以及其他一些業內人士則認為，中央政府最終將被迫向困惑的地方稅務機構提供幫助。帕特萊斯通過其所在公司的親身經歷強調了他的觀點。他們公司曾拜訪過一家地方性的稅務機構以申請辦理698號文中的事項，“地方官員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操作，最終我們不得不幫助他一步步地完成了所有的文檔和書面工作”。
在所有針對698號文的進一步指導方針中，人們最關心的是如何去界定一家位于離岸司法轄區的法人或實體企業。這與601號文非常相似：601號文對“受益方”和“導管公司”進行了區分，從而判斷哪些企業可以從中國的稅務協定框架中獲益。而698號文則規定，在其注冊司法轄區內具有 “合理商業目的”的特殊目的公司將無需繳納交易稅。

目前政府并未對這些模糊的指導方針制訂出詳細的評判標準。彼得·倪說：“我覺得你應該需要擁有辦事處、員工、投資、負債、資產以及其他等等。但最終我們對此仍無法確定。”

關于國稅局將如何出臺下一步的指導方針目前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政府一開始或許會故意推遲出臺指導方針，然后再根據那些喜歡冒險的公司的反應作出調整。霍金豪森與路偉律師事務所的埃爾莎費將它稱為一種等待觀望的姿態。中央政府首先會觀察企業對新法規的反應，等待他們去推動法規的界限，然后再以此為基礎出臺新的政策和指導方針。

與此同時，畢馬威的約翰·顧則認為政府很可能會采用視個案而定的做法。他的理由是，國稅局并沒有充足的資源去對每一個越界的公司執行698號文。這就對大型外國投資者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當地方稅務局資金緊張或面臨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時，他們往往會將目標積極鎖定在那些規模大、價值高的交易上，而規模較小的違規行為則將成為漏網之魚。約翰·顧說：“交易金額將成為最優先的評判標準，其次則是公司的知名度。”

然而歐華律師事務所的馬賽奧擔心凱雷事件只會成為一起特殊的公共個案：與他公司打交道的那些稅務官員很少會執行698號文的規定，他們對向境外投資者征稅也沒有流露出太多的興趣。此外，法律的模糊性和執行的地區性差異一直是中國司法體系中的不足，這些缺陷并非僅僅出現在698號文當中。

然而將目光投向中國的大型投資者并不會因此而感到寬慰。偉凱律師事務所的彼得·倪說：“歸根結底，稅務部門仍在繼續尋找下一個凱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