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冷戰后單極體系中的唯一一極，在所有領域都擁有史無先例的巨大實力優勢，卻似乎仍然對安全現狀強烈不滿：不斷加強和擴大軍事同盟體系，推進導彈防御計劃。

而處于美國軍事同盟體系之外的中俄等崛起國（或潛在崛起國），卻似乎對自己的安全現狀比較滿意，以至于面對美國的戰略壓縮，始終沒有建立針對性的軍事同盟。

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實力地位如此優越的美國反而會對現狀如此不滿，而又為什么中俄這樣不斷遭到壓制的崛起國反而會甘于現狀？為什么冷戰后對一家獨大的美國缺乏制衡呢？

最主流的解釋認為，單極結構下，美國與一般大國的實力差距非常懸殊，從而形成了很高的制衡“門檻”。但問題是，實力差距懸殊，弱勢一方就會因此而置自己的生存安全于不顧了嗎？

歷史上許多案例都說明，即使在實力差距異常懸殊的情況下，弱勢一方仍然會做出積極的努力制衡強勢一方。例如戰國后期，自齊國于公元前284年敗于反齊聯軍后，秦國就確立了單極霸權。但直至公元前247年和241年，依然接連出現了合縱聯盟。又如在二戰剛結束美國尚未對西歐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英法等5個與蘇聯實力有著等級差距的西歐國家于1948年3月毅然建立“西方聯盟”，以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

美國不斷加強軍事同盟，是不是出于對未來損失的考慮，因而才會在當下搶先采取行動呢？如果美國真是如此，那么問題是，這條損失厭惡原理應該適用于所有行為體。為什么中國俄羅斯這些想崛起的大國就不擔心自己未來的損失呢？它們難道沒有考慮到，如果現在不積極采取行動而任由美國打壓，那么未來實現崛起的成本和難度都會更高？

總之，現有的這些可能的解釋，都難以完滿地解釋冷戰后霸權國和崛起國之間的戰略互動。

“大國無戰爭”時代

我認為，國際政治在近幾十年里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大約自1945年起，大國與大國之間很難再有戰爭，特別是不再會有全面戰爭。

如果1950年剛剛建國百廢待興的中國和1962年的印度勉強能被視作大國的話，那么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國際體系內至多也不過發生過兩次大國間戰爭——朝鮮戰爭和中印邊境沖突。

一項統計研究顯示，1816~1945年，大國間由沖突升級為戰爭的概率為0.346。1946~1992年這一概率驟降至0.077。1816~1945年，所有國家間沖突升級為戰爭的概率為0.296，1946~1992年這一概率降為0.089。這一結果突顯了1945年之后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困難。

不僅回顧歷史如此，而且展望未來，我們甚至也看不到大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任何可能性。

大國無戰爭，從根本上是國際政治進化的結果，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最重要的催化劑和直接原因是1945年核武器的出現，而經濟聯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輔助作用。

我們不妨將1945年以后的時代稱為大國無戰爭時代，而將此前的時代稱為戰爭頻發時代。

在大國無戰爭時代，大國獲取國際影響力的最主要的途徑，已經由武力和武力脅迫，變為了利益交換。在大國無戰爭時代，大國要想獲取更大的國際影響力，就需要盡可能多地為其他國家提供好處，以此換取其他國家對自己的支持。

國際安全市場上的寡頭競爭

霸權國和崛起國以利益交換的方式爭奪利益和地位，與微觀經濟世界中寡頭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相似。

對于某一市場中的寡頭企業而言，誰的商品能夠擁有更大的市場占有率（市場份額），誰就對市場擁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誰就能在寡頭競爭中占據優勢。如果某個寡頭企業的市場占有率足夠大，那么它甚至有可能將其他的寡頭企業擠出該市場，從而形成壟斷。因此，寡頭企業總是會尋找一切機會，盡可能地擴大其市場份額，同時擠占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

第一種情況是，市場中同時出現了兩個寡頭企業。這兩個寡頭企業都想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因此它們的選擇都是，盡可能擴大生產，從而占據盡可能多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企業都不敢做太多的等待和觀望，因為一旦自己行動遲緩而對手行動迅速，那么對手就有機會搶先占據更多的市場，自己再想參與競爭就會陷入被動。因此，這兩個寡頭企業會同時擴大產量，直到兩個企業的產量相等并且等于一個定值時，兩個企業才會滿足于現狀，停止擴大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