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經了一段跨越式發展之后，我國信托業如今管理的資產規模已躍居金融行業的第二位。銀監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末，信托資產余額達到9.45萬億元。但在龐大資產管理規模背后，信托業的發展也面臨著諸多挑戰。
7月31日，曾分管信托業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長沙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時強調，不能簡單以規模衡量信托業發展的好與壞，對其的監管應具備底線思維。
“剛性兌付”并非信托本意
記者:中國信托業已經超過了保險業，成為第二大金融行業，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您卻多次表示，您分管信托業，最不愿談的也是信托業，個中原因是什么？
蔡鄂生:我不愛談信托，是因為認識需要過程，人們都在關注信托業的規模有多大、收益有多高，這些都是表面現象。從監管者角度看，我關注的是它的風險防范、經營模式的形成。
今年1季度，信托產品規模新增余額9000余億元，加上贖回的信托計劃，單季度信托規模新增加了1萬多億元，這是很令人擔憂的。我甚至不太客氣地問一些信托公司:你們是不是不想活了？銀行信貸在同時期增長的情況是怎樣的？信托公司怎么就沖在了前頭、有1萬多億的新增規模呢？
如果看歷史數據，類似2008年4季度或者2009年1季度的信貸增長速度不能被看做是常態，只能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在2007年，單季度銀行新增貸款也就是近1萬億元，全年下來才增3.63萬億元。2008年全年新增貸款4.9萬億元，單季約1.2萬億元。信托公司憑什么現在創造出單季度1萬億元的新增規模？這種規模的增長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到底有多少成熟項目？這些項目能否支撐目前的收益水平？實體經濟承受得了嗎？不能簡單站在信托公司的角度看待問題，要看市場的實際需求。
為此，我還設計了一個表，把所有1季度新增的信托計劃逐一列出項目、投資地點和資金來源，之后再做具體分析。這期間，銀監會也出臺了“8號文”規范資金池理財產品。到了6月末，信托資產從余額看出現了下降，到年底爭取再降一降，可不能突破10萬億元。
記者:現在“剛性兌付”似乎成為信托業的一塊招牌，但在信托資產規模不斷擴大背景下，“剛性兌付”是否存在壓力？
蔡鄂生:從法律上講，信托資產損失是賠償，不應該表述為“剛性兌付”，但由于現在很多投資者沒有承擔風險的意識，信托公司又出于生存和保持穩定的考慮，才出現了“剛性兌付”這種情況。
“剛性兌付”并非信托公司本意。目前，銀行存款有隱形全額保險；證券、保險也都有了保護基金；信托公司缺乏保護機制，一旦出問題，只能自己兜底。
在此方面，投資者也需要提升認識，很多人認為信托產品是類銀行業務，是高息產品，應該有人兜底，這里存在著文化差異。因此對投資者還要做投資文化、信用方面的教育。
現在的信托公司還不敢不兌付，這源于他們所處的發展階段，在目前市場環境下，他們認為不兌付會影響到自身發展。從2005年金信信托停業整頓后，信托公司已經沒有人埋單了，所有的風險都是自擔。實際上現在也出現了信托計劃最后不“剛性兌付”的，即不能按預期收益收回投資。要徹底撇開“剛性兌付”，還需要法律方面的支撐，但這也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監管者的底線思維
記者:信托業這些年的跨越發展，有賴于監管部門的大膽放手和底線思維，作為從事金融監管工作30多年的一名老將，您對于防范風險和創新發展的界線是如何把握的？
蔡鄂生:我始終在思考信托業的發展路徑和經營模式。所謂的底線，是在當前發展的狀態和行為下，會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這是要思考的問題。
由此，我給信托公司出了道題，讓他們去測算一下:在什么樣的規模和收益水平下，下一步，信托公司還能活5年？比如一個公司已經有了2000億元的規模，規模如果降到1000億元能否還活5年？如果可以，就證明他能夠度過轉型期。
目前，信托業的整體狀況比較清晰，但對于風險暴露的方式、可能產生風險的區域以及是否會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問題還需要再認識。單體風險一直存在，很多人嘴里喊著風險防范，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心里缺少那根弦兒。不良貸款率低就等于沒風險嗎？我不這么看。
記者:您認為市場需要認識的信托業風險在哪里？
蔡鄂生:我認為要看信托業的發展是不是在軌道上。在我國，信托出生于經濟發展多元化、金融服務多樣化的背景下，從根源上說，我們的信托不能和國外信托相比較，甚至連舊中國的信托業也不能比。信托本身是財產關系，真正的信托計劃是管理成熟的資產。而目前，信托計劃主要做的還是支撐經濟發展的投資項目或類信貸業務，嚴格來講不能算作真正的財富管理和資產管理。
信托公司經過了前后5次整頓，重新擁有牌照的60余家信托公司也面臨新的發展抉擇。我認為他們應該健康平穩發展。而在現階段市場條件下，如何健康平穩發展，成為了我們的課題。
這幾年，經濟快速發展、銀行信貸快速擴張，支撐了信托業發展，但這并不是機遇。這幾年金融發展的速度也很快，這種快又是什么帶動的？看事物不能脫離市場整體大環境，好與壞不能單純看體量，還要看它內在的質量。
我管了信托業這么多年，但從來沒有在所謂“信托沒問題”的思考之下去監管這類機構。近兩年人們一直在關注影子銀行的風險，社會上也總將其和信托業相關聯，總覺得信托是影子銀行風險的一個關鍵點。但我們的信托公司是被監管的，與國外的影子銀行是有差別的。對其杠桿效應和風險到底如何認識？所以直到離任，我都在觀察信托業存在的問題，注意它的風險。
記者:您認為對于金融機構發展而言，監管者起到了哪些作用？
蔡鄂生:首先，我認為機構的走向是法律賦予的，不是監管者給的。我們不能一上來就對行業指手畫腳、監管發生在行為之前。要先靠機構在遵守法紀規范前提下去創新，然后我們再來看你的創新發展符不符合方向和社會需求，有沒有風險。
其次，現在有一種觀點是，只要有監管者的存在，機構就不能存在問題和風險，否則我們存在就沒有意義，我認為這太理想化了。控制風險絕非僅是監管部門的事，也不要認為市場是被管出來的，監管者管的是市場秩序，促進公平競爭、市場公開和信息透明，保護投資消費者的利益，而不僅僅是監管個體行為。誰能說美國出現次貸危機，只是監管出了問題？我認為首先是它根上出了問題。
當然，監管部門也要提高水平。要不斷深入了解市場，否則你定起規則來就會出問題；要根據市場的變化來調整政策，切實做到微調預調。回到信托業，很多人說規模接近10萬億元是好事，但我認為這里存在問題，必須堅持底線思維。
讓利實體信托才有未來
記者:前不久您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信托大佬犧牲利潤，服務實體經濟，這樣一種表態，您的目的是什么？
蔡鄂生:這是一種意識。信托公司不這樣做就會有風險。不要認為收益普遍高就是對的，敢于向實體經濟讓利才能有未來。但他們是否敢于這樣做，包括銀行通道能不能少掙錢？從技術層面看，降低收益率是有空間的，關鍵在于敢不敢犧牲利益。
現在已經到了必須降低收益率的時候了，如果信托公司不犧牲利益，實體經濟支撐不了如此高的收益，公司正常經營就會出現問題，會出現波動。這是大局思維方式。當然，對于信托行業而言，有問題就要暴露，暴露得越早越好，這就是方法論。
事實上，信托產品的平均期限都不長，平均期限在兩年左右，即便規模上去了，履行合同的壓力也并不大。現在要做的是不能盲目樂觀，控制發展節奏、準備過冬。以往我們應對過很多風險，也時時總結積累經驗。如果確定現在的規模是平穩合適的，就便于監管者應對風險。相比之下，應對5萬億元規模的風險比應對10萬億元規模的風險要簡單。
監管層要講求方法，方法對了，可以少走彎路，具體的應對和執行就要交給“交通警”了。我的看法，作為單體來講，5億元以下的信托計劃，信托公司資本金積累應該可以覆蓋風險，主要由公司自行處理，但對于10億元以上的信托計劃監管者就要特別關注了，不要只去看不良率，用大數判斷風險的方法最直觀，因為風險都是積累起來的。作為監管部門，真正的職責是關注單體風險，防范系統風險。如果系統性風險出現，央行就會行使最后貸款人的職責，一行三會的工作是一個完整的鏈條。
記者:您多次表示，信托業更多體現了類信貸的性質，在您的理想中，我國的信托業應該是一個什么狀態？
蔡鄂生:信托的本質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財。既然如此，就要分析受誰之托、理什么財的問題。不能把理財作為經濟建設的一些簡單的項目，真正的財富管理是一種成熟產品的管理，而不是對半拉子工程或者建設項目的管理。但在我國目前市場環境下，不能要求信托純之又純，效法歐美方式，那是達不到的。
實際上，現在仍有很多與實體經濟相關聯的信托計劃，而非簡單的交易產品。也有人說，信托計劃在前幾年支撐了政府債務平臺和房地產市場，但幾乎所有金融機構都在關注這些領域，信托公司也無法脫俗。
信托業的發展，從根上有兩個問題尚沒解決:第一是管理什么樣的財富和資產；第二是替誰理財。在歐美，機構信托行為和個人信托行為都有，他們的財產關系不一樣。我們的信托公司相當一部分是發揮著通道的作用，銀行理財產品資金借助這一通道形成信托計劃，這樣的做法嚴格講是不純粹的。
另外，從風險的角度講，這些資金是否進到表內了？如果銀行和信托資金都在表外，那么對整個的風險判斷就會有影響。
記者:金融改革正風起云涌，您認為信托業未來的發展路徑是怎樣的？
蔡鄂生:我國信托業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存在著多種可能。日本的信托銀行目前已經變異，臺灣在上個世紀還有信托公司法，后來也廢掉了，變成了金控公司。我國通過5次整頓，特別是信托法和“兩個規定”出臺后，基本上把握住了總體發展方向。但理想目標和目前發展會存在差距，我也從來沒說過，信托公司的發展到了一個成熟模式階段，始終是在摸索著發展。
從根上看，我國信托業在財富和資產管理方面差的還很遠，但現在信托公司所做的業務為了生存和發展，這也是必要的，任何公司都需要有積累。
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信托理財的方式下，投資者也獲得了較多的收益。2010-2012年信托業為受益人創造的收入累計2932億元，信托公司本身累計實現收入985億元。
現在有人問，[南京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信托產品收益率為什么這么高？這是需求方決定的或者說是為了生存被動接受。另外，由于某些政策的調整，銀行貸款有總量控制，也給了信托公司機會。對于信托公司而言，只要有能夠支撐高收益水平的項目，就可以做計劃，他們不會給不能支撐高收益的項目去找資金，也不會在明知道你支付不了目前收益水平的情況下，還去發行產品。
在大的經濟、金融改革的環境下，信托業有了發展，但發展路徑能否符合經營方式的轉變、效率的提高、產業政策的要求以及本身業務的根本要求？總的來看，信托業還要摸索出符合自身發展的路徑，而且這種路徑不一定一開始就是成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