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業經過多年高速增長，已成為我國投融資體系中舉足輕重的金融部門。
我們認為，今天的信托業應該擺脫過去單純對資產規模、市場份額與經營業績的追求，而將目光集中于自身良性生態系統的構建上。
結合信托業自身的特點，[百慕大公司注冊]一個完整的信托業生態系統應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宏觀經濟形勢構成了信托業的生態環境，信托業未來的生存方式既取決于當前的宏觀形勢，又取決于未來的發展趨勢。
其次，信托業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通過認清自身的發展驅動力與制動力，做出符合行業演變規律與生態環境變化的戰略選擇。
最后，監管環境確定了信托業生態系統中的生存法則，好的監管環境既應促進個體向正確的方向演變，也應形成生態系統內的自然選擇機制。
（一）宏觀生態環境發生重要變化
1、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更多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的方式的調整而非趨勢的改變。
在經濟增長層面注重發掘新的增長點，尤其是增加創新成果的轉化率，提高創新驅動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而結構調整的要點一是產業結構，體現為傳統產業由于過度投資導致的產能過剩，而戰略型新興產業亟需加大投資力度從而增強對經濟的支撐作用。
二是產品結構，現有的產品供給同質化嚴重，未來產品的差異化供給尤其是可以“創造需求的供給”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2、貨幣政策適應性調整
與“新常態”下的經濟政策相適應，未來我國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松緊適度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應用在基礎設施建設與新興戰略產業的投資，從而強化對于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支持。
貨幣政策由“穩健”變為“松緊適度”，說明未來將繼續以“定向寬松”為主旋律，同時也存在著“降息”、“降準”的可能性，從而緩釋經濟下行壓力、平滑經濟增長趨勢。
3、全面推進經濟領域改革
以信托人的眼光看，“新常態”下的經濟改革首先是政府投資體制改革，通過推行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使得投資行為更加透明化、市場化。
其次是區域經濟改革，包括“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長三角經濟帶等區域經濟規劃，加強區域互聯互通與“多規合一”，促進規模效應與協同發展。
再次是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企業并購、打破行業壟斷、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將是改革的主旋律。
最后是“三農經濟”，將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發展方式、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繼續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服務“三農”。
（二）信托業“新常態”具有三大特點
1、信托業資產規模增速放緩
信托業高增速、低不良是基于經濟景氣周期的特殊表現。
最新數據表明，信托業即將告別超高速增長轉而進入正常增長，甚至在某些年份低速增長或下滑。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不做大的調整，加上新的信托監管政策出臺，未來五年增速放緩是大概率事件。
根據我們與波士頓咨詢研究的結果，未來五年信托資產規模年均增長率有可能放緩至11-18%（不考慮設立信托業保障基金的影響）。
2、利率市場化深入，資產管理競爭加劇
隨著利率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存貸款利率向市場真實水平靠攏，銀行未來在投資端將會放開更多權限。券商、基金、保險等過去與信托業不存在直接競爭關系的金融部門，可以通過資產管理計劃或子公司等方式與信托業形成正面競爭。
可以預見，在技術含量較低的如通道類業務領域，信托業原有的份額將被逐漸蠶食，并更多的陷入到低效的價格戰之中。
即使是在信托業具備技術優勢的領域，也避免不了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局面，信托業原本所從事的是風險與收益適中的業務領域，由于銀行、券商、基金和保險等機構的介入，形勢也將日趨緊張，部分信托公司將被迫向更高風險的領域移動，從而造成了潛在違約率上升。
3、破解“剛性兌付”，帶動信托業的無風險收益率理性回歸
無論是從經濟基本面、信托業發展周期與市場競爭態勢上分析，可以確定未來信托業風險事件將較以往更加常態化，從而逐漸改變信托產品的“剛性兌付”屬性，帶動信托業的無風險收益率理性回歸。
這對于信托業來講，在短期將會形成轉型陣痛，在長期則是刮骨療傷式的長效發展機制。
長期以來在“剛性兌付”與“預期收益率”的束縛下，信托產品在營銷方面存在缺陷，信托公司沒有足夠的動力做精確的風險揭示，投資者也沒有足夠的動力充分了解產品的風險屬性，從而養成了一大批風險—收益觀念嚴重扭曲的“合格投資者”，而投資者是信托業生態系統的土壤，當土壤惡化時，生態系統內的個體是不可能健康成長的。
盡管風險事件將常態化，但是長遠來看卻利于行業可持續發展。違約現象的出現是信托業正常的“新陳代謝”與“自我更新”。
（三）信托業的生存法則
監管制度就是信托業的“生存法則”。信托業區別于其他金融行業的發展特點，在于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更高效的互相促進、互相影響。從信托業歷史上數次重要轉折來看，每一次的清理整頓，均伴隨著對信托制度與信托本源更透徹的理解并使得信托業發展邁上新臺階。
因此，信托業作為富有高度靈活性與生命力的金融業態所依賴的發展基礎，除了一般的構成要素如資本、人力、市場的供給外，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制度供給”。
1、《信托法》修訂
從信托業誕生日起，信托制度便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也正因為如此信托業可以在合理的制度基礎之上維持過去近十年的快速增長。
然而在經濟新常態、金融體制變革加快與行業間競爭加劇的情形下，《信托法》修訂亟需提上日程。
在《信托法》修訂方面，應著重于完善信托產品登記制度、稅收制度、交易平臺、跨境外匯信托、公益信托、民事信托等，這些基本制度無論是在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方面均是重要的法律基礎，否則如家族信托、公益信托等信托業尚未開發的藍海就不可能真正駛入，影響信托業的進一步發展。
2、設立信托業保障基金
2014年12月19日，中國信托業保障基金及保障基金管理公司成立，這是信托行業的一個重大事件。設立保障基金會略微加大行業運行成本。但是與成本相比，最重要的是穩定建立在風險識別基礎上的投資者信心，對金融機構而言，信心遠比黃金更珍貴。
與此同時，作為未來監管布局的重要協同組成部分，監管當局正在研究推出《信托登記管理辦法》、《信托公司信托業務盡職指引》、《信托公司監管評級與分類監管指引》，并擬調整信托公司凈資本計算標準，通過全方位、立體化的監管“組合拳”，以期全面提升行業抗風險能力并建立信托業的長效發展機制，反映出監管當局對行業制度供給和“基礎設施”的高度重視，雖然會帶來一些前期啟動成本，但卻是基業常青的重要保障。
3、恢復信托公司的固有資產投資權限
恢復信托公司固有資產投資權符合邏輯，有現實需要。隨著社會投資者理財愿望的增加，將會催生更多的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需求，信托業的規模增長與風險處置也需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作為支撐。如果僅依賴股東增資維持資產規模增長，則需要股東具備持續的增資意愿與能力，形成了信托公司發展過程中的“增資悖論”，無形中增添了障礙。
信托資產中包括債權、股權等多種資產，允許交易對手以股權質押，就意味著要做好實現質權的準備，也就意味著信托公司要有股權管理能力繼而要有投資運營能力。因此，信托公司固有資產不得從事投資活動本身也是一個悖論，有必要恢復信托公司的固有資產投資權限。
4、監管評級的角色轉變
很多人在不同時期都呼吁過，信托監管要從機構監管逐步向功能監管轉型。從構建信托業生態系統的角度來說，監管思路應以功能監管為導向，更多關注合規性審查與投資者保護等基礎領域，減少對系統內個體行為的細節干預。
同時，監管環境的調整應充分考慮各信托公司的層次性特點，通過差異化的監管引導體系，確定不同層次信托公司的發展方向，防止實力不足的信托公司盲目從事創新業務導致行業風險的出現，這種差異化引導體系的基礎是信托業監管評級體系的建立。
為建立更適合轉型期的監管評級體系，[百慕大注冊公司]需對傳統的監管評級標準做出調整。在關鍵指標的選擇上，應弱化規模相關指標的作用，而將與公司的主動管理能力及內生發展潛力有高度相關性的指標賦予更多的權重，如資產質量、資產結構、公司成長性、創新業務等。
同時，為了加強監管評級對信托公司的約束作用，評級應直接與經營許可關聯。
通過以上措施引導信托公司向正確的轉型路徑發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規模擴張與短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