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規定，商業銀行不得接受以籌集的他人資金對外發放委托貸款。這意味著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的債權投資型資管計劃將無法通過銀行委托貸款通道，將募資款放貸給融資項目。
此時，同樣具有發放貸款資格的信托公司，[寧波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則取而代之成為這些機構資管計劃進行債權投資的“新通道”。而信托公司也意外地發現自己竟成了《辦法》的受益者。
“最近一段時間，的確接到數家券商、基金子公司咨詢，能否借助信托貸款通道給債權類資管計劃項目發放貸款。”一家信托公司人士坦言。
但信托公司內部似乎不急于敲定合作協議，一方面他們基于“剛性兌付”考量，需要審核融資項目風險；另一方面也在待價而沽，畢竟，在銀行委托貸款大門關閉的情況下，信托通道費用必然水漲船高。
為此，不少基金子公司也開始另辟蹊徑，尋找資管計劃債權投資的另類通道。
信托通道陡然“升值”
在業內人士看來，相關部門之所以出臺《辦法》，主要目的是規范銀行自身的委托貸款經營風險。
然而，此舉也對券商子公司、基金子公司造成了誤傷—由于這類金融機構自身沒有放貸資格，通常會借道銀行委托貸款模式，為自身發行募資的資管計劃債權投資牽線搭橋。隨著《辦法》出臺，這項通道戛然而止。
一位基金子公司人士坦言，目前銀行基本都不再為券商子公司、基金子公司資管計劃的債權投資項目辦理委托貸款，耽擱了不少資管計劃的發行募資進度。
于是，這類機構不得不求助信托公司。畢竟，信托公司享有發放信托貸款的資格。
具體操作方式為，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為債權投資型資管計劃嵌套一層信托計劃，即先將資管計劃所募集的資金認購信托計劃，再由后者發放信托貸款給融資項目。
但信托公司因此開始“坐地起價”，如果走銀行委托貸款的通道費率維持在0.1%～0.2%之間，他所接觸的數家信托公司報價均在0.3%-0.4%。
“考慮到債權投資型資管計劃本身的項目報酬率不到1%，信托貸款這個通道卻要占到其中30%-40%，有點劃不來。”他說。
前述信托公司人士則認為，信托公司提高報價，也有自己的苦衷。盡管信托貸款扮演著通道的角色，但剛性兌付潛規則，使信托公司需要對融資項目的還款風險再做一次評估，無形間增加了一筆費用開支。
基金子公司人士還透露，除了費率上的爭議，與信托公司合作，彼此還有一項極大的分歧，是信托公司基于“剛性兌付”壓力的風險控制，提出不少條款修改意見，造成有些融資協議不得不推倒重來。
債權項目另尋他路
所謂的蹊徑，主要是“假股真債”的操作模式。
具體而言，由基金子公司先用資管計劃少量資金受讓融資方的部分股權，再將剩余資金通過提供股東借款的方式注入融資項目，到時融資方歸還股東借款支付利息即可。
這種做法看似簡單，但上述基金子公司認為實則隱藏不少操作隱患。
“如果項目經營不善而血本無歸，投資者很可能認為基金子公司作為項目股東方，存在管理不當、盡職調查有紕漏等問題，要求產品剛性兌付。”該人士表示，“但在假股真債的運作模式下，基金子公司僅僅是融資項目的名義股東，主要負責財務審計等后臺工作，具體經營決策主要由融資方操作。
為了解決這個隱患，他所在的基金子公司內部曾提出干脆直接采取股權投資模式，即資管計劃所募集資金全部用于認購融資方股份，并通過原股東溢價回購協議等對賭協議條款，在產品到期時實現項目退出。
“這也算是債權投資的一種變通模式。”他指出。但他們很快發現這種做法未必妥當—萬一原股東遲遲沒能兌現溢價回購協議，資管計劃同樣面臨兌付違約風險。即便訴諸法律解決，某些涉及原股東溢價回購的對賭協議條款未必會受到法律“支持”。
在他看來，相比委托貸款，上述兩種蹊徑的最大缺陷，就是無法要求融資方提供足夠的可變現抵押物，應對融資項目經營不善所衍生的兌付風險。
期間，[大連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他們也討論過一種相對復雜的變通方法，就是引入一種創新型債權轉讓模式，即先由基金子公司關聯公司通過銀行委托貸款形式，用自有資金向融資項目發放貸款，在基金子公司取得融資項目貸款的債權后，再將這些債權設計成固定收益類資管計劃，向投資者銷售。
“其實，這類費用開支不比信托貸款模式低多少。”他說。目前公司內部也在重新評估不同的債權投資模式，如果權衡下來信托貸款的綜合成本偏低，不排除仍然選擇信托貸款通道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