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信托與銀行、證券、保險并稱為金融業四大支柱，但后三者的上市已成過江之鯉，而信托類的上市公司卻比熊貓還少。
截至目前，68家信托公司中，[青島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僅有陜國投和安信兩家上市。究其原因，在于信托公司的主營業務范圍不明確，而這是上市的最基本條件。
4月10日，銀監會在《信托公司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征求意見稿)》中，對信托公司的上市條件進行了明確。
對監管層而言，這是未雨綢繆之作，在信托公司治理結構和運營規范后，允許其上市做大做強，而小的信托公司，允許其破產或清算，或被大的信托公司接管。這樣，全行業因解除剛性兌付而發生的風險，就會得到有效的控制。
自上世紀引入中國后，隨著業務環境、業務政策的變化，信托的業務形態也一直在變化，沒有定型。可以說，在進行金融創新時，信托是最好用的一種工具，無論是資產證券化、公司債受托人、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融資等，都可以見到信托的影子。
某種意義而言，一部中國金融史，就是一部利用信托不斷創新以規避法律的歷史。
盡管由于外部環境并不穩定，造成信托公司的利潤來源不穩定，但信托公司本身，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資本金。銀行因其發展有賴于資本金約束，因此銀行上市、增發或發行優先股，主要動力是滿足對資本金的監管要求。
但對于信托公司的資本金要求并不是很嚴格，經常可以看到的是，一家信托公司只有十幾億注冊資金，但做上百億的業務，具有很高的杠桿。就此，信托公司又被稱為中國版的對沖基金。
信托公司上市，最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完善治理結構，明確商業模式和贏利模式，為打破剛性兌付做準備。這是目前中國信托業最大的問題所在。
中國信托行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末，有369筆信托項目存在兌付風險，涉及資金781億元，但除極個別項目的利息外，最后均得以兌付。但是，隨著信托公司業務規模的擴大，總有一天，會發生信托公司主觀上想剛性兌付，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況。
所以，要提前釋緩風險。
在剛性兌付條件下，就其實質而言，信托變成了一種銀行業務，以信托公司本身的信用，而不是項目本身的信用，來保證兌付。何況，很多信托產品委托銀行代銷，這在無形中也給信托產品進行了增信。從此角度看，信托業務是典型的“影子銀行”，以前叫“二銀行”，即沒有銀行之名，而行銀行之實。
如此，信托產品，就成了一種變相的“高息存款”。
這并不符合信托的本意。真正的信托業務，每個項目的風險是隔離的，而信托公司只收取代客管理的服務費。一個項目發生風險，并不由其他項目承擔，也不由信托公司承擔。
近年來，信托公司作為“金融百貨公司”，無論是財富管理，還是在投資、融資領域，都有無限風光。由于沒有按照銀行標準監管，沒有對銀行資本金和撥備的要求，信托公司以10億的資本金，做100億的業務的情況，并不鮮見，無限地放大了杠桿。而在這后面進行支撐的，就是信托業的“剛性兌付”。
這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使得信托業呈現出幾何式增長；另一方面，吹大了信托產品作為金融資產的泡沫，在高杠桿下，極有可能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
最初的剛性兌付，是信托公司維持自身信用的結果。但監管機構的“底線思維”，也實際起到了助長的作用。每當發生較大的信托產品違約事件時，監管部門總是習慣性地向相關信托公司施壓，以避免違約。就像森林，從來就不允許發生火災。
而根據美國黃石公園得出的經驗，森林發生有控制的火災，是有利于森林生長的。
正因為從來沒有火災，而信托公司又大包大攬，投資人就樂見其成，對信托產品的信息持續披露從不進行追究；而信托產品沒有足夠的信息披露，投資人就無法對項目收益進行判斷，并形成惰性。出了問題，就找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不管，就向監管者施壓，然后監管者向信托公司施壓。在我國市場機制不完善的現行條件下，剛性兌付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結果。
除此之外，信托剛性兌付最大的危害，是拉高了金融產品的無風險收益率，嚴重抑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就是說，現在的信托產品，事實上變成了一種高收益但絕對低風險的類債券。這樣，資金就從資本市場流到了信托等影子銀行市場。
剛性兌付的解決方法，就要讓實際上已經違約的信托產品違約。
如此，市場關于信托產品剛性兌付的預期就會破滅，信托產品的風險溢價將會上升；整個債務工具的“無風險收益率”則會下降，股票市場估值整體提高。
“允許個案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按市場化的原則進行清算。這是為了防止道德風險，也增強人們的風險意識。”
李克強總理的此番講話，被認為是本屆政府“打破金融市場剛性兌付”的信號。
對于信托業來說，[南京瑞豐注冊香港公司]2015年將是變革之年，一方面是剛性兌付會被逐漸打破；另一方面，一些符合條件的信托公司會上市，從而做大做強。
當然，要達到以上要求，還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個有關規則的準備，比如《信托法》的修改和《金融機構破產條例》的制訂；而信托公司的上市，還需要信托公司以穩定的贏利模式和經營范圍，取得證監會的認同，畢竟允許不允許上市，還是證監會說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