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厄瓜多爾衛生部長卡麗娜•班賽•馬夫拉乘飛機繞著世界飛了半圈。她這是為了什么？答案是，她是去北京為厄瓜多爾的衛生系統購買價值5000萬美元的中國醫療器材。
與此同時，[注冊美國公司知識]總部位于華盛頓的美洲開發銀行批準了對一個風險投資基金的500萬美元股權投資。該基金由墨西哥政府資助，為墨西哥中小企業提供種子資本和戰略咨詢。
這兩個具有對比性的例子（一個是與購買中國貨捆綁的政府間貸款，另一個是推動墨西哥私人企業發展的多邊舉措），雖然所涉金額都不大，卻都反映出開發銀行在全球、尤其是拉美發生的改變。
世界銀行首席拉美經濟學家奧古斯托•德拉托雷說：“（開發性金融領域）正在上演一場革命，拉美則是變革最為深刻的地區之一。”
這場“革命”在很多方面凸顯出來，但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現在拉美這一點上。
德拉托雷說，多邊開發性金融如今“只是全球資金洪流中的一個小水滴”。
促成這場革命的因素之一就是金融市場的全球化。
德拉托雷補充說：“建立開發銀行的最初設想是，它們可幫助填補各國的融資缺口。由于多數國家的政府現在都可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這種設想不再站得住腳了。”
國際金融研究所數據表明，以2010年為例，流入拉美的私人資本總額超過2800億美元，差不多是世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當年合計貸款額的10倍。
促成革命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國為獲取拉美的資源和擴大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將其巨額外匯儲備的一部分配置到了該地區。
據波士頓大學的凱文•加拉格爾估計，2010年中國向拉美貸款約370億美元，高于世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當年對拉美的合計貸款額。
不過，中國的貸款并不便宜。加拉格爾說：“總的來說，借方需要支付相對較高的利息。”而且，這些資金基本上只貸給了三個國家：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阿根廷。
今年世行行長候選人之一、哥倫比亞前財長、哥倫比亞大學的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說：“到目前為止，中國實際上只將資金貸給難以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的國家，主要是因為政治風險會帶來較高的利息。”
促成革命的第三個因素是地區性開發銀行的崛起，例如巴西的巴西國家發展銀行，還有總部位于委內瑞拉的泛拉美放貸機構“安第斯開發公司”(CAF)。它們的股東同時也是當地的政府，而且它們不附加西方民間機構為華盛頓多邊融資附加的那種限制條件，因此它們的貸款通常能很快發放到位。奧坎波補充說：“20年前，地區性開發銀行似乎要完蛋了。現在，好像人人都需要它們，甚至歐洲也不例外。”
這場革命的影響仍在持續，它促使人們調整了思維，從關注“資金短缺”改為關注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可用資金。從一方面來講，多邊融資作為反周期基金的提供者仍能扮演有價值的角色。例如2008-09年金融危機期間，隨著私人市場的停擺，世行與美洲開發銀行大幅增加了放貸額。
美洲開發銀行戰略規劃部主管卡爾多•埃切巴里亞說：“我們的客戶知道私人資本市場的動蕩起伏，因此他們仍愿最大限度的求助于我們。”他接著說，美洲開發銀行的年放貸能力只有120億美元，而該行面對的年貸款需求卻高達180億美元。
但從另一方面來講，在更為正常的時期，的確需要一場深刻的變革。
這時候，開發銀行仍扮演傳統的融資中介角色就不夠了。在這類傳統角色下，開發銀行利用自身的AAA評級從國際市場上借來廉價資金，然后再附加一個的較小的息差貸給各國。現在，在這樣的傳統角色之外，開發銀行需要一種理念上的革新。
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還普遍認為“政府最明白”。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人們認為“市場最明白”。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人們則認為政府和市場都扮演著支持性角色。
墨西哥國家金融開發銀行就是個很好的、凸顯這場變革的例子。該行建立了一個開放的電子平臺，這個平臺允許數百個當地沃爾瑪供應商將他們的應收賬款賣給私人投資者。這樣，供應商就能立刻回籠資金，而不是依賴沃爾瑪通常的支付系統在180天后回籠。
而在誰在放貸給誰這事上，也需要革新理念。最明顯的例子是，新興國家要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運作上擁有更大的話語權，而中國和巴西等國愿意在增資時拿出更多的錢。
如果說這兩者大體上遭到了拒絕，[注冊美國公司常見問題]那是因為工業化國家不愿讓權，或者以世行的例子來說，這些工業化國家不愿支付額外的匹配資本金、以使世行能夠在擁有所有傳統保障的條件下擴大貸款。
這種立場的效果很有爭議。正如中國在拉美不斷增強的金融存在所證明的，西方的影響力終歸會被世界上的新興大國稀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