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最新證據凸顯出，即將上任的領導人面臨一個艱難選擇：是在一個已被榨干的增長模式上繼續加碼，還是冒著較高的政治風險賭一把、推進短時間內可能加劇增長放緩的改革？
他們面臨的挑戰在于，[注冊美國公司費用]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失常的原因之一，要通過解決這個問題，讓消費者的錢包鼓起來。對于一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來說，這不是一般的挑戰。
據周四發布的數據，第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4%。這是2009年年初以來最低的增長率，也是連續第七個季度增幅下降。不過，一些企穩跡象使那些期待中國經濟“軟著陸”的人們受到鼓舞，畢竟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健康已經變得越發重要。9月份工業產值、出口和投資都略有增加，就業狀況也保持強勁。
這為北京提出了一個問題：是采用慣用手段提振經濟？還是通過更加重視國內家庭支出、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使中國進入一條可持續的增長軌道？
下調利率、增加投資等傳統刺激手段有可能加劇經濟失衡，因為這些手段在增加投資回報的同時，其代價是抑制工資水平和家庭支出。
要擴大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福利，就得挑戰某些強大的利益集團：利用征地獲益的地方官員，和以低福利投入為代價享受低稅率的國有企業。這樣一場賭博的贏家將是中低收入家庭，作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他們被寄托了越來越大的期望。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中國問題專家裴敏欣說，改革國有企業、加強其商業性最多有可能犧牲掉400萬個就業崗位，因為企業要縮減規模、剝除政治任務并不再接受補貼。裴敏欣說，這不是私有化，而是去黨化。
過去10年中國各個階層的收入都有增加，但政治精英獲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因為體制讓最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暴富。
問題在于對精英有利的不再對整個中國有利：很久以來大家都在說中國要轉變增長模式、提高對國內消費的依賴，然而貧富差距的擴大阻礙著這個目標的實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說，要搞大刀闊斧的改革，就得著手進行收入的再分配。
對不公平現象的擔憂正在變得越發普遍。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對3,177名中國人的調查顯示，48%的被調查者認為貧富差距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相比之下，2008年的這一比例是41%。
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需要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保護農民的地權，以便讓土地成為可供農民出售和開發的有價值的資產；讓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擁有城市戶籍；打擊某些精英階層借以致富的腐敗行為。這些都需要向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發起挑戰。
當前這一屆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承諾強化農民的地權。而地方政府通過銷售當地從農民手中廉價購買的土地為當地主要官員和房地產公司謀取了巨額利益。
根據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2011年對1,791名農民的調查，當地有關部門每征收一英畝土地，農民平均可以獲得17,850美元的賠償，而這個金額僅僅是每英畝土地市場價值（740,000美元）的2.4%。
中國1.68億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中從事著建設、清潔和服務的工作，但是幾乎沒有人可以獲得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機會。這是因為中國的城市戶籍制度十分僵化，外來務工人員和家人無法享受城市的醫療、教育和福利等服務，城市的政府把外來務工人員看作是廉價勞動力的來源，而不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
縮小收入差距將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打擊腐敗。在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內，官員控制著有價值資產為腐敗行為提供了大量機會。
根據透明國際的數據，中國的腐敗程度在全球排名第75，略高于哥倫比亞。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的經濟學家王小魯2008年從事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最富的 10%的城市家庭的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3.9萬元，比官方數據高出兩倍。王小魯寫道，數據出現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濫用權力取得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與腐敗問題密切相關。
一些分析人士對王小魯的調查結果提出了批評，認為調查使用的樣本不具有代表性。
百度貼吧的一個在線論壇討論了收入差距的問題，最近有一條評論說，你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貧富差距正在加劇，富人買豪車豪宅，窮人連租房都租不起，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將在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8次代表大會上卸任。他們曾承諾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但是，提高投資回報以及壓低工資低水平的政策也使收入差距保持在較高水平。中國的GDP中消費的占比從2002年的44%降到了2011年的34%。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無論是在19世紀的美國，還是亞洲四小龍國家在各自快速增長的年份，消費占比從來沒有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消費在美國GDP中的占比約為70%。
改革的負擔將落在他們的繼任者──現任副主席習近平和副總理李克強──身上。
但是，不要指望中國新的領導人會快速行動。一名前美國官員說，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私下里已經告訴西方官員，中國至少要到2013年秋天才能拿出一攬子改革計劃。北京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春華資本集團董事長胡祖六說，為了讓交接班順利進行，李克強和習近平可能需要保持低調。
如果出現改革，較低和中等收入家庭將會是受益者，但這些人在決策過程中幾乎沒有發言權。但是不改革造成的增長放緩和政治動蕩的代價將會很高。
斯坦福大學的中國經濟專家羅思高說，[美國公司年審報稅]日本經濟在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經濟增速也出現了放緩，社會不公的水平非常低，這為日本失去的10年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基礎；如果未來20年中國經濟遵循過去10年同樣的軌跡，作為世界上收入不公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中國經濟可能面臨著零增長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