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到中國經濟增速在未來將會逐漸下移，是否意味著政府在未來經濟增長中就要完全退出和無所作為了呢？顯然不是。剛才毅夫在主旨講演中提出他主張在未來一段時間中，要繼續增加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并把這一點作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個重要貢獻因素。
對于這一點，我基本上表示同意和支持。[廈門瑞豐注冊香港公司]盡管在過去數年中有許多政府的不當投資和浪費性的投資，且給各級地方政府留下了巨大的負債包袱，但是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考慮到各級政府實際上掌握著近20萬億的財政收入（“第一財政”、土地出讓金以及各種“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國政府在一些地區和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部一些城市——繼續投改進民生的地鐵和一些公共設施項目，還是應該支持的。在財政體制上，我同意賈康等學者的看法，應該允許地方政府靠發債來進行基建投資建設。允許地方發債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將推進地方政府陽光財政、陽光融資，更重要的是推動中國政府的市場化融資，而不是現在這樣靠銀行貸款和各種各樣的政府融資平臺來暗箱操作。通過銀行貸款和政府融資平臺進行基建投資融資，這已經給中國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實際上已經成了許多官員腐敗尋租的重要渠道和溫床。各級政府通過發債來進行基建投資，也會減輕銀行的負擔，把風險留給市場，留給投資者自己。這也將從整體上和長時期降低銀行的風險。
盡管保持一個相對較高的投資率尤其基礎設施投資率是必須的，但是我個人覺得，從國家發展戰略上講，在中國經濟增速漸進下行的趨勢中，與其說要靠啟動更大規模的投資來“保增長”，毋寧要努力尋找當中國逐漸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時期和即將進入中速增長時期一些新的增長點。
未來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到底在哪里？在這個問題上，林毅夫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中，提出除了繼續依靠政府基建投資外，主張還要靠政府指導和引導下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求得未來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實際上，中國政府尤其是發改委在過去幾年中在這些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了。雖然看來有些成績和成效，但現在所造成和帶來的問題也不少。其中，像太陽能和多晶硅行業的大量企業——如無錫的尚德和江西的賽維——這幾年在盲目發展中導致企業負債累累，資不抵債，企業面臨清算倒閉的窘境，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那么，除了基建項目投資外，未來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主要在哪里？我覺得一個被過去常講，人人講，但卻在現實中被實際上忽視了的因素是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可能不能再指靠再啟動更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而是要靠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這一點說來已經好像不是什么新的理論了，因而好像也構不成新的增長點了；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從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上理解這么一點：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并不只是為制造業和實體部門服務和融資的部門，而是金融服務部門本身也創造GDP。
回顧人類近現代經濟史，尤其是當代經濟史，我們發現，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并不僅僅表現為科技進步、制造業部門的產業升級，而且表現為市場分工越來越細，生產越來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門和服務部門的出現，結果是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比重越來越大。就此而論，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所創造的國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一個典型的特征事實或者說內在構成部分。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先問這樣一個問題：近幾年來，中國物質生產部門的許多產品的總量都為世界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國的GDP總量差不多只是美國GDP現價的一半。這到底是因為什么？譬如，按照國際鋼協2012年年初發布的數字，2011年中國的粗鋼產量已經達到6.955億噸（按中國工信部2012年3 月發布的數字，2011年中國的鋼產量為7.3億噸），占全球粗鋼總產量15.27億噸的45.5%。比日本、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的總和還多。2011 年，中國的水泥產量也高達20.85億噸，占世界總產量的比例已經超過60%。2011年，中國煤炭產量為19.56億噸油當量，遠遠將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國（5.56億噸油當量）甩在身后，在全球產量中的份額已經提升到大約50%。中國汽車產量在2011年達到1840萬輛，比美國1370萬輛高出了 470萬輛。2011年，中國的造船噸位完工量高達6800萬噸，也保持了世界第一。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到2010 年，中國已有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了，那為什么中國的GDP卻不是世界第一而只有美國GDP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發展的落后，服務業創造的產值占GDP的比重，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低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盡管中國的實體部門的產值遠遠超過美國，但是在服務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上，中國還遠遠落后于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印度（按比例）。比如，2011年，中國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占整個GDP總量的份額，遠遠低于美國和世界一些發達國家，后者平均已占70%以上。2011年，在美國15.9萬億美元的GDP中，服務業所創造的價值超過76%，而同年在中國大約7.5萬億美元GDP總量中，服務業所創造的份額只占43.1%，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占比，還不到7%（而中國香港這一指標為22%-25%，新加坡為26%）。這一例子充分說明，服務業，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成分的金融服務業，才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構成部分。
另據CEIC DATA數據庫的統計數字，1950年，美國制造業的規模占GDP的比重高達27.03%，金融服務業只占11.49%。60年后，到了2010年，制造業的產值占美國GDP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務業的占比則提高到了20.7%。由此看來，與其認為現代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于實體經濟部門內部的產業升級所推動的，不如認為主要是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服務業的過渡和轉變所實現的。
理解了現代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主要靠服務業的擴張來實現的，也就能大致理解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實體部門高速增長所推動的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末期經濟增速速率下滑這一經濟社會的大轉型期合宜的國家發展戰略了。
在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格局中，以及在目前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中，要想維持一個穩定的且可持續的經濟增速，光靠政府的基建投資，顯然不夠，且十分危險。完全指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就目前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看來，這一點還構不成未來中國經濟進一步增長的主要推動發動機。現在要實現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提升，要保持中國經濟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速，看來還是要隨西方國家已經走過的路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了。反過來看，只有在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繁榮發展了，才能有望為實體部門尤其是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服務，才能更好的為投資和融資服務。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和股市的繁榮，也會反過來通過增加人們的財富，并通過財富效應來提升人們對未來投資和消費的信心。
如何發展服務業？在這方面經濟學界和社會各界已經有大量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了。我這里只想指出一個看似虛無但實際上卻至關重要的問題：由于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發展需要一個良序運作的法律制度環境，沒有進一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期望我們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有長足的發展。道理說來簡單，如果現代法治民主的政治體制不能建立，如果司法部門一直是政府官員腐敗的重災區，如果政府官員運用手掌握的中權力和掌控的巨大資源進行個人和家族的腐敗尋租現象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普遍，法制形同虛設，從而導致全社會感到社會收入和財富占有上越來越越不公平，社會緊張程度越來越大，如果一些民營企業家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且感到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紛紛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未來中國又怎么會有繁榮的金融服務行業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認為，如果說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中國經濟吃“市場化的紅利”和如蔡昉教授所堅持認為的那樣是靠吃“人口紅利”而得來的話，在這兩個紅利都被快“被吃盡”的情況下，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就要主要靠“吃制度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設的紅利”了。
兩周前，我在廣州“嶺南大講壇”講完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其走勢的報告后，一個蠻專業的聽眾問我這樣一個問題：“韋森教授，既然中國整體的資本投資邊際回報率在下降，你又怎么能期望中國能有一個股市繁榮？”這是一個很好、很深刻且很尖銳的問題，但背后的邏輯卻值得我們進一步推敲。對于這個問題，這里可以反過來問兩個問題，大家也就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了：
（1）在過去三、四年中國經濟仍然有超過9％GDP年增速中，為什么中國的股市表現卻在世界上排名倒數第一？甚至比希臘和西班牙還差？
（2）為什么過去三四年中美國的綜合年GDP增速不超過2％，但美國的道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均不斷創歷史新高？
一旦深究這兩個問題，[福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我們就會很容易發現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股市和金融市場一再萎縮，中國金融服務業之所以不怎么發展，關鍵還是制度原因。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沒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中國金融服務也不可能得到大的發展，中國的股市也不可能有真正長期穩定的繁榮。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吃“制度改革的紅利”這一點了。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全中國人民乃是全世界都在對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有諸多期待，大家都在期盼著十八大選出新一代中國政府領導人能夠真正有所作為，能夠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穩妥漸進地啟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