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不是由單一風險而是系統性風險引發的。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監管機構和世界各國都強化了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在開放條件下，中國與全球金融風險的互動性大大增強，有效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已成為中國政府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問題。
金融穩定建立在兩大基本均衡之上：從外部看，[深圳瑞豐注冊香港公司]要保持國際收支均衡以維系匯價穩定和國際資金流動的穩定；從內部看，要保持貨幣供求均衡、資金借貸均衡和資產均衡，以維系幣值穩定、信用關系穩定和金融資產價格的穩定。如果兩大基本均衡遭到破壞，釀成金融危機的風險就會暴露。現階段，我國金融體系基本能保持動態均衡，不會出現“硬著陸”風險，但仍然存在一些潛在金融風險，需要未雨綢繆。
直面潛在系統性風險：從外部因素看，中國金融體系主要面臨三大潛在系統性風險：
其一，國家財富縮水風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長期看美元呈貶值態勢，將給中國造成直接損失。截至2012年9月，中國外匯儲備為3.29萬億美元，其中70%即約2.3萬億為美元儲備。如果每月人民幣升值幅度為1%，那么每月中國外匯儲備損失23億美元。而美元貶值給美國帶來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根據美聯儲的宏觀經濟模型研究，美元每貶值10%，可以促進美國GDP增長1.2%。而過去100年間美元內在價值已貶值95%。
其二，國際資本流向突然逆轉風險。全球資金流向因美元升值和貶值呈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變化：危機期間，由于美元是避險資金的首選，當全球都需要美元時，必然推動美元進入升值周期，從而導致資金從新興市場大量流出；在經濟調整時期，美國為解決財政危機必然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從而導致美元貶值，引起國際資本異常流入新興市場，很快推高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中國一直是國際私人資本流動的最大目的地。這次危機期間，由于美國出臺了三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中國的通貨膨脹較其他新興經濟壓力要大得多。未來中國將長期面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國際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金融風險。
其三，金融開放過快產生的失控風險。金融開放的成本與收益并不對稱，有的國家利用金融開放，乘機提高了國際競爭力；而另一些國家金融開放卻帶來了嚴重金融危機。金融開放包括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市場開放。資本賬戶開放速度過快最容易導致失控的風險。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和90年代中期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明證。金融市場過度開放也會導致失控的風險，尤其是國家銀行被外資持股最容易在危機期間遭拋售的風險。這次金融危機期間，中資銀行頻頻遭到外資股東減持就是個佐證。
從內部因素看，我國金融體系主要面臨兩大潛在系統性風險：
其一，房地產面臨周期性調整風險。房地產周期與經濟周期有著密切關聯。歷史經驗表明，房地產的繁榮與蕭條周期同步于甚至領先于經濟的繁榮與蕭條周期。房地產周期性調整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破壞性沖擊，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房地產泡沫、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均證明了這一點。目前，中國房地產正面臨嚴峻的市場環境與政策環境。
其二，地方債務風險。從貸款期限來看，2011～2013年將是地方融資平臺貸款集中到期時間，也就是說，未來一年半時間內，各地方政府的債務將進入償還高峰。一旦土地市場降溫，土地價格下跌，地方土地收入縮水嚴重，首當其沖的就是這些融資平臺貸款。而且，地方債務清理問題與房地產行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地方債務清理將給房地產行業帶來更大調整壓力。
對策一：國際社會共同督促美國承擔風險
當前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主要有兩大風險，一是對外貶值，即匯率風險；二是對內貶值，即通脹風險。解決美債風險的根本之策，就是通過G20機制督促并設計一種讓美國也要承擔匯率風險和通脹風險的特殊機制。
特殊機制一：要求美國發行“非美元計價”的債券以對抗匯率風險。這不僅有利于外匯儲備持有國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資產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轉變美國過度消費和過度借貸的增長模式。
特殊機制二：要求美國將中國的存量美債置換成“通脹聯動式國債”以規避通脹風險。“通脹聯動式國債”是美國財政部發行的一種根據通貨膨脹指數調整收益率的債券類型，能夠有效排除債券投資者因為美元通貨膨脹蒙受的損失。
美國政府雖于2009年8月4日開始向中國承諾將繼續發行通貨膨脹保值債券（TIPS），但這只解決了增量問題，中國還有巨額的存量美債仍然存在貶值風險。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美元貶值引發的通脹風險，堅決要求美國政府將中國持有的存量美債置換成“通脹聯動式國債”，防止美債泡沫破滅的風險。
對策二：采取應對美元升貶的穩定策略
一是當資金外逃時，保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穩定是最佳選擇。這樣的策略在兩次危機中都得到了驗證。比如，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東南亞諸國貨幣平均貶值 30%～40%，當時貿易界、商界和經濟學界都要求人民幣貶值，以促進出口增長，但中國政府不僅沒有讓人民幣貶值，還收窄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區間。正是中國政府“人民幣不貶值”的政治承諾，大大幫助東南亞金融市場趨于穩定，這恰恰是國家最高戰略。
二是當國際資本異常流入時，應開征“短期資本交易稅”。“短期資本交易稅”是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在1972年提出的，主要是針對短期資金的往返流動而設置的。從實踐來看，托賓稅能有效克服“熱錢”投機造成的匯率波動，有助于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當資本流入量迅速增加，出現投機沖擊時，實行0.2%～1%多級懲罰性稅率，以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高昂的懲罰稅成本，可迅速抑制資本過度流動，平抑人民幣升值預期，也能達到鼓勵國際資本作長期投資的目的。
對策三：注重金融實際開放度
把握“名義開放度與實際開放度”差距，在金融開放同時提高國家控制力。歐美發達國家在金融開放時，往往對外倡導金融自由主義、對內實施有效保護，利用法律傳統、市場力量以及針對性手段設置了“有效的政府保護機制”，對“名義開放度與實際開放度”進行了智慧設計。
比如美國針對銀行業，明令禁止外國銀行在美國境內吸收美國居民存款，明令禁止外國加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系統，不支持外國銀行在美國當地擴充業務網絡、經營零售業等。由于這些限制，外國銀行長期無法進入美國銀行的主流業務。同樣的保護也發生在美國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
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市場經濟大國，必須時刻關注金融市場開放與國家控制力之間的結合，以保證國家的金融安全。發展中國家在金融開放中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在拆除舊的防護措施時，卻沒有設置有效的新保護機制，從而招致外資沖擊。中國作為一個運行市場經濟的大國，要在提高金融名義開放度的大背景下，通過技術性的要求、程序化的規定等，實行一系列可解釋性的限制措施，實現“效率與安全并重”的金融開放。
對策四：拓寬房地產融資渠道和風險監控體系
房地產風險之所以與銀行系統捆綁在一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房地產行業融資渠道單一；二是資金監管缺乏手段，風險控制能力弱。對房地產風險監控應從這兩方面入手。
其一，拓寬房地產融資渠道。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作為房地產企業融資的一種創新工具，可以為房地產企業提供新的融資途徑。從宏觀層面看，發展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有利于完善我國房地產金融的架構，提高我國房地產金融的完備性；從微觀層面看，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是以股權形式的投資，不會增加企業的債務負擔，可以建立起一種比較穩定的融資機制，為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提供可靠的資金循環保障。
其二，建立房地產風險監控指標體系。在房地產風險監控上，三大指標體系必不可少：一是建立商品房和經濟房價格網上評估體系。為了讓購房者準確了解所購房屋的真正價值，防止房價虛高情況，政府要及時公布供求信息、限制最高空置率；二是建立“租售缺口比”監控指標。即用房產抵押貸款率與租金收益率之比來表示“租售缺口比”，該缺口越大，說明房地產泡沫的成分也就可能越大。此乃香港經驗；三是建立“房地產業抵押貸款集中度”監測指標。該指標過高則意味著銀行資金過度向房地產集中，導致房地產泡沫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
對策五：加強地方債務制度建設
將預算審計常態化以提高地方債務透明度。國家審計署于2011年3～5月對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進行全面審計，這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的首次大盤點。今后類似這樣的財政審計可以定期進行并機制化和常態化，以提高地方債務透明度。
強化各級人大對政府舉債行為的監督。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構的資本運營、債務事項，應該明確向各級人大公布并接受監督。各級人大機關加強對當地財政方面(包括稅收和預算)法律的執法檢查，是現行制度下的正常履職，并不需要什么制度性的大修大改。
對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要有明確的法律約束。[青島瑞豐注冊香港公司]明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債務管理過程中的權責范圍、地方政府進行債務融資的條件、募集資金的具體用途、上級政府具有審批、監管、代為管理的權力，等等。
建立償債準備金制度。要按照“誰舉債、誰償還”的原則，嚴格確定償債責任單位，確保落實償債資金來源，各級政府要設立相應的償債準備金。一是對財政直接負債，財政每年要有計劃地從地方財力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建立償債準備金；二是對其他負債，可以考慮在相關部門的專項支出中，按一定的標準落實好償債準備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