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選舉之后，德國政府以勞動力和福利領域為重點，實施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德國經濟此后依然止步不前，大約到2005年才出現良好的復蘇勢頭，但到2009年又被衰退打斷了。這就是德國的實際經濟軌跡。但歐洲有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是改革為德國造就了新的經濟奇跡。
這種論斷屬于邏輯上的“后此謬誤”[南京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即B在A之后發生，則B是A的結果。先有改革，后有增長，所以增長是改革的結果，所以這個道理對任何國家都適用。每位歐洲官員似乎都認同這個推導過程，并且正在對法國套用這一錯誤邏輯。
上周，歐洲航空防務與航天集團前董事長路易•加洛瓦在一篇報告中提出了增強法國競爭力的措施。該報告和隨之而來的爭論表明，知識界對改革性質的認識出現了混亂。我發現了以下三方面的認知誤區——一是德國改革的成效，二是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目前所需要的改革類型，三是對競爭力的關注。
第一個是關于德國的誤區。戰后以來，德國經濟在固定匯率機制下一直表現強勁。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德國降低了本國貨幣對于體系其他成員國貨幣的實際匯率，從而成功地造就了第一次經濟奇跡。德國又靠完全相同的手段，在歐元區內實現了經濟繁榮，這應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本世紀之初經歷金融危機之后，德國開始了經濟復蘇，這也得益于長期抑制工資成本的做法。
那么，改革與抑制工資成本之間有無聯系？如果有的話，可以認為，10年前的改革正是德國經濟表現得到提升的原因。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研究一下工資政策和失業率之間存在何種相互影響，以及其他需要考慮的因素。盡管德國工會接受了降薪以避免工人失業，但通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此消彼長的軌跡——即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長期處于穩定狀態。該曲線顯示，當德國工會和工人接受了較低工資，就業率有所升高，但改革沒有改變曲線的形狀。那么，能否說改革促使工會當初接受了“降薪換就業”的條件，對德國狀況在曲線上發生位移做出了貢獻？這個問題更難回答，但我的直覺是，將工作外包給中歐國家這一外部影響是工會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勞動力地區間流動頻率低的國家，一家工廠的關閉會引起接連不斷的失業。
第二，如要解決法國的經濟問題，應當采取思路清晰、有的放矢的措施。法國和西班牙的問題是年輕人失業率高。
人們已十分徹底地理解了這一問題。年輕人失業率高的原因在于勞動力市場被割裂——擁有永久勞動合同的工人得到保護，未簽訂這類合同的工人和年輕人則受到歧視。西班牙年輕人失業率已高達52%，解決失業問題應當成為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應當將目標具體、明確的改革（如引入單一勞動合同或推行養老金改革）與效果未經證實的改革區分開來，也應將具體化的改革與從純右翼思想出發的改革區分開來。
最后，為什么總要關注競爭力？雖然商業人士不斷地討論競爭力，但這一概念在宏觀經濟學層面的用處并不大。競爭力包含兩種概念——通過真實匯率出呈現的宏觀經濟競爭力，以及衡量一國技術活力大小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只有本國在降低單位勞動力成本而其他國家沒有做到的情況下，該國才能夠從中獲得優勢。假如倡導歐元區各國統一采取這一政策，結果只能帶來零和博弈。貶值只能是相對的，所有國家一起都貶值是做不到的。如果建議歐元區把單位勞動力成本降低至與德國相當的水平，那又有什么理由認為德國不會降低本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呢？
再看下TFP。TFP是一項很好的指標，[天津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但最好是在具體情況下予以關注，別讓模糊的“競爭力”概念分散注意力。再者，人們對TFP的實際了解可能不像自己以為的那樣多。
具體化的改革可能收效顯著，但不應當自欺欺人，以為結構性改革能夠解決一個本質上是收支失衡危機的問題。當務之急是先解決這一危機，而不要寄望于歐洲人樂于浪費時間討論的陳腐話題：制度性改革和結構性改革。這二者并非不重要，但對于解決收支失衡危機沒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