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很早就對發展經濟學的諸問題有了系統的思考。而且雖然沒有很多數學模型，林教授仍能夠把眾多復雜現象熔于一爐。對于林教授去世界銀行之前的思想，我想用四個詞概括：“要素稟賦、自生能力、發展戰略、中國奇跡。”在卸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后，林教授又進一步升華了相關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并且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這個新概念、新術語。
在對“新結構經濟學”的解讀中，[香港公司審計]已經有非常全面準確的評論，比如王勇博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新見解》。這里不揣冒昧，談一點兒我對“新結構經濟學”在“發展思維”中的地位的理解，請諸位方家批評指正。
發展經濟學，或者發展思維，是經濟學中的一門會受到諸多因素影響的應用學科。從《新結構經濟學》第一章中對其歷史的簡要回顧中可以發現，二次大戰后的發展思維，在理論和實踐上分別受到特定時代的主流經濟學說和世界經濟中對發展中國家有重要意義的發展經驗的影響。
第一代發展思維，或“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方法”，肇源于Rosenstein-Rodan于1943年發表的論文。這篇論文強調市場機制本身不足以將發展中經濟體帶離“貧困陷阱”。這種強調“市場失靈”的理論在精神上與當時居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這種思潮推崇的政策藥方是對內采用計劃經濟手段改變經濟結構，對外采用進口替代政策保護國內新興產業。這些政策主張與上世紀前一個五十年世界經濟中發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也有密切關系。比如一戰、蘇聯的鞏固、五年計劃的成功實施、大蕭條、二戰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對當時英法主導的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體制的打擊。相反地，比較成功的國家，如蘇聯、美國、德國，都使用過國家干預經濟的辦法。在“虛”與“實”兩大潮流的影響下，第一代發展思維表現出“結構主義”特征似乎是必然的了。
類似的，第二代發展思維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映射，此思潮也受到發展思維外的各種情況的影響。在理論上，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已逐步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經濟學界日益強調“政府失靈”的危害，以及市場機制的優越性。在實踐上，戰后發展中國家經歷了不同的發展軌跡。不同的經歷經驗也重塑了人們對不同發展戰略的認識。這些經歷經驗包括發展中世界廣泛采用的國家干預政策效果不佳、拉美債務危機、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成功、蘇聯解體、中國的崛起，等等。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想的“華盛頓共識”也就應運而生了。
作為第三代發展思維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現實背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快速增長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并沒有完全遵循結構主義發展政策或“華盛頓共識”所開出的轉型政策的藥方，一些遵循“華盛頓共識”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經濟表現，卻最多只能算作差強人意。同時，當前由新古典的方法產生的理論通常沒有結構的概念，因此，無法研究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因為結構的不同，其相應的市場、政府和其他制度的作用會有何不同。根據這些理論而產生的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自然而然地把發達國家的制度作為參照系和制度建設的目標，而沒有認識到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最適制度可能不同（例如金融體系），也無法研究在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和在給定的結構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有何不同。這些不足呼喚更新穎的理論框架，由其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將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問題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知識體系中。
正如林教授對“新結構經濟學”的說明中所說的，新結構經濟學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中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其變遷。”這方面林教授及其眾多弟子已經開展了很多有意義的理論工作。我相信，這方面的理論工作是可以有像理性預期學派取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那樣重要的理論意義的。
記得林教授曾經說過，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壯大，中國經濟學家有潛力為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世界級的貢獻。我相信，隨著理論工作的不斷深入，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故事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中國經濟學家能夠為國際經濟學界做出更大貢獻。“新結構經濟學”不僅是發展思維的第三代，而且有可能為更基本的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開辟道路。這么看來，“新結構經濟學”的前途的確是光明的。
不過在一種新的學術思想剛出現時，總會與現有的經濟學思想碰撞和摩擦。回顧經濟思想史，甚至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確立一個新思想的地位。所以，在從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時也需要為可能的曲折做必要的思想準備。
總之，我之所以認為“新結構經濟學”具有新意，[香港公司查詢]一是因為它為廓清新自由主義思想與“華盛頓共識”政策藥方的迷霧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潛力在更一般的理論意義上講清楚國家干預和市場機制之間的邊界，并且可以為更新穎的經濟學思路提供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