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中，溫州一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一種象征。它代表了民營經濟的拼命奮斗精神，代表了溫州商人的自強不息。不過，當經濟發展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時，溫州開始步履蹣跚地走進歷史。
自溫州民間借貸危機至今，[在廣洲注冊香港公司服務]已有一年余。即使從溫州被設立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點算起，也走過了9個多月的時間。回顧期間溫州地區的發展與改革，到目前為止，金改的效果成疑，即使2012年11月姍姍遲來的金改細則，也廣受詬病，被批缺乏亮點與特色。
溫州金改的進展遲緩，并未超出我們的意料。改革之初，安邦的智庫學者便曾作出分析，溫州需要的是一場實質上的利率市場化改革，而不僅僅是民間金融的正規化。但觀從那時至今各級政府為溫州設計的改革框架，都有意無意回避了這一核心命題。不過也難怪，利率市場化這種典型的需要頂層設計、全國上下通盤考慮的金融改革，很難從地方發起，而這同時也預示著，溫州的金改注定折騰不出太多花樣來。
當我們進一步審視溫州的金改，除了利率的市場化，這其實也是一場產業結構的革命。更宏大些，則應對溫州模式進行真誠的反思。溫州的金融形態根植于溫州模式里，從這個角度看，即使溫州的金改走對了路，在產業結構調整還未到位時，最終的成效恐怕也不會盡如人意。
反思溫州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初，作為民營經濟發展的試驗區，溫州在人多地少、資源貧乏、交通條件差的情況下，以民間為主導，以低成本、低價格、薄利潤的方式，大規模生產、發展小商品；以專業化方式發展市場，行商天下，創造了聞名的溫州模式。在那時，作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典型，溫州模式的確具有相當多的可稱道之處：政府無為而治，企業自主發展，民有、民營、民享、民富。
然而，近些年來，隨著溫州經濟的發展，溫州模式也暴露出相當多的不足。政府無為而治，演變成了公共投資不足，市政建設遠不如同類地區；企業自主發展，卻遭遇產業創新的瓶頸，大量實業企業紛紛外遷，一些溫州資本則改為參與民間借貸與房地產等炒作，使得溫州資本大量外流，甚至熱錢化，經濟空心化的趨勢日益嚴重，及至發生2011年的民間借貸危機，一直綿延至今。
從產業類別看，紐扣、服裝、開關、皮鞋、打火機等小商品是當年溫州人起家的行業，大多屬于低技術行業，技術進步和上下游擴展相當有限。在過去短缺經濟年代，這些小商品的確曾為溫州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世界經濟發展，薄利多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日趨激烈，東南亞等新興國家憑借其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不斷擠壓依靠薄利多銷維持的溫州企業，也讓溫州的產業日薄西山。
以打火機為例，這是溫州產業的一個縮影。2001年是打火機行業最興盛的時期，溫州全市有近5000家打火機企業，占全球80%的市場份額，但目前溫州打火機企業已不足百家。早期生產一個打火機可以賺一毛錢，但現在連一分錢都賺不到。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溫州資本紛紛走上了投機的道路，炒房、炒古董、炒農產品，資本不斷流向資產領域和虛擬經濟，不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也成為溫州經濟最大的問題，也是溫州金改最難突破的瓶頸——即使能解決錢的問題，但在拿錢做什么事上，溫州企業卻犯起了迷糊。
向未來看，溫州需要一場怎樣的改革？恐怕不僅僅是金融改革這樣簡單。溫州的金改誠應反思，在利率市場化未取得進一步突破前，所謂的金改恐怕也只能裝裝樣子。更重要的，則是要改變過往的發展模式，要在溫州模式上動刀子。需要認識到，金融改革歸根結底是解決錢的問題，但對溫州來說，除了錢，更重要的還是“拿錢做什么事”，也就是產業發展。在這方面，溫州政府及企業應當停下來想想，只有當結構轉型、金融改革齊頭并進，溫州的經濟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從大多數指標看，[在杭州注冊香港公司服務]以后我們討論溫州都有可能使用更為負面的語言和過去式，而不再將其視為引領未來潮流的榜樣。溫州代表一個即將結束的過去形態，其資金鏈條和房地產鏈條的崩潰，需要一段時間來修復。更重要的是，溫州不能再沾沾自喜，需要重新反思溫州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