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高增長奇跡”是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制度紅利共同驅動的結果。隨著四大傳統紅利逐漸消失，未來增長中樞漸近下移不可避免。中國經濟將告別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速增長的新階段。而是否能夠充分挖掘潛藏在現有經濟體系中的“結構紅利”，將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能否將年均增速穩定在7-8%的關鍵。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成都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美日歐等各大經濟體均遭受重創。2009年中國果斷出臺“四萬億”，挽狂瀾于既倒，避免了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但卻帶來了物價高企、產能過剩等嚴重后遺癥。隨后政府出臺一系列宏觀緊縮政策。自2010年初至今，中國GDP增速連續十一個季度回落，到2012年第三季度僅為7.4%。顯然，本輪經濟回落既是短周期總需求緊縮的結果，但更重要的還是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表現。從長周期看，過去十年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四大紅利”基本釋放完畢，中國經濟增長中樞漸進下移已不可避免。
全球化紅利透支。過去30年，全球貿易增長不到7.5倍，而同期中國出口額增長87倍，中國無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中國的開放度（外貿總額/GDP）從90年代末不足40%攀升至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60%以上，大大超過其他大型經濟體，顯示繼續上升的空間極其有限。全球金融危機是中國“全球化紅利”由盛轉衰的拐點。到2011年底，中國的開放度下降至48.7%，出口對GDP甚至出現-4.3%的負貢獻率。可預見的是，隨著全球經濟進入低增長周期，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日益抬頭，全球化已經很難成為支撐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人口紅利趨于衰退。普遍認為，中國人口紅利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但紅利爆發期已經結束。2011年中國勞動人口占比74.42%，同比微降0.1個百分點，結束了之前多年上升的趨勢；人口撫養比為34.35%，同比微升0.18個百分點。推動人口撫養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老齡人口撫養比的提高。另外，“劉易斯拐點”也日益臨近，根據有關機構估算，農村可轉移的富余青壯勞動力已從1990年的1.3億下降到目前的0.3億。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人口紅利正走向衰竭。
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強化。隨著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日益嚴重，全社會普遍認識到粗放型增長已至窮途末路。近年來，中國政府開始主動承擔全球節能減排任務，并承諾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另外，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也正發展成為驅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廈門、大連、寧波等城市接連出現群眾游行，反對政府引進PX等高污染項目，并提出“我們不是改變政府，我們需要政府改變”等極具公民意識的口號。
制度紅利逐漸弱化。過去三十多年，市場化改革一直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體制性、機制性障礙日益凸顯。尤其是在“四萬億” 刺激計劃出臺之后，經濟部門之間資源配置失衡的局面更加惡化。作為民營經濟標桿的江浙地區，近兩年大規模出現民營企業倒閉和老板“跑路事件”。企業普遍感到賺錢沒那么容易了，企業家普遍對未來缺乏信心，經濟體系中實業投資的動力和活力明顯不足。
下一階段，中國決策層必須高度重視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這一事實，經濟政策不再適宜追求過高增長率，否則將導致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甚至帶來“滯脹”風險。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教授在其名著《各國經濟增長》指出，一國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密切相關，“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產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難以理解的”。經濟增長不僅是總量問題，更是一個結構問題。可見，四大傳統紅利的逐漸消失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缺乏增長潛力。對于中國經濟來說，依靠資源增量驅動的總量式增長或難持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依靠現有資源的再配置，推進現有體制的再調整，實現經濟效率的再提升，這才是“結構紅利”驅動式增長的真正內涵。
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可通過三個方向的結構調整，逐漸釋放隱含在經濟體系中的“結構紅利”，進而在未來十年將經濟增速維持在“七上八下”（7-8%）的適宜區間。
一是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是技術不斷進步，產業不斷轉型升級的過程。從產業層次看，中國的發展可謂機遇和挑戰并存。所謂機遇，那是由于中國人均GDP以及產業層次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仍存較大差距，未來仍有“后發優勢”和產業升級的空間。但挑戰也相當嚴峻，由于中國制造業在產業層次上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問題。因此，在技術引進和新興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還需要認真解決過剩產能消化、落后產能淘汰等棘手的經濟轉型問題。
二是區域差距結構的縮小。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中國東、中、西部區域發展不平衡日益明顯。從長周期看，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恰恰決定了經濟自身仍具有明顯增長空間。隨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一系列區域振興計劃的出臺和落實，這些區域將產生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其對國內投資和經濟增長將產生明顯拉動作用。
三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調整。近年來，中國勞動性收入持續下降使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衡。收入差距擴大不僅抑制國內居民消費需求、而且催生了資產價格泡沫，打擊了普通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導致經濟活力明顯下降。未來政策要著力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提高勞動收入占比，促使國內消費需求增長，逐步形成經濟增長的內需驅動機制。
隨著結構調整沿著上述三大方向展開，中國經濟體系中的“結構紅利”將逐步顯現。值得指出的是，“結構紅利”的有效釋放是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的基礎之上。如果不繼續致力于建設一個更加健全和更富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不探索法制道路以限制行政權力，那么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之路必會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發展空間也必將受到極大限制。
未來政府經濟工作要積極把握中國經濟“中速增長”的新趨勢，力爭拿出更多的政策智慧和更大的變革勇氣應對新階段的挑戰。對于下一步工作，要注意把握以下五個著力點。
一是調整投資結構，發揮投資的引領作用。投資不僅創造需求，更重要的是創造未來生產力。在經濟增長中樞下移的過程中，要更加重視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引領作用。一個沒有投資增量的經濟體是不會有發展前途的。未來新的投資需求隱含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過程中。在投資取向上，必須避免對產能過剩行業和地區的重復投入，而應加大對經濟薄弱環節、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和三農領域的支持力度。值得指出的是，隨著城鎮化的持續推進，房地產投資在國民經濟建設中仍將發揮積極作用。
二是改善市場環境，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秩序。好的市場猶如人的機體，需要新陳代謝的支撐。當前企業家信心不足體現出市場機制運作出現了問題。政府部門應該主動面對，積極引導，不斷推進自身變革：一是要轉變政府職能，減少行政審批，降低企業成本；二是要限制國有部門經營邊界，防止與民爭利；三是要拋棄維穩思維，避免通過行政手段保護落后生產力，而應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生產力新生。
三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實現區域間平衡發展。由于歷史和自然因素，中國區域間發展極其不平衡，導致東、中、西部地區間財力差異較大。未來在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有必要通過中央財政的調節機制，加大區域間轉移支付力度。值得指出的是，區域轉移支付制度應該是公共財政的有機組成部分，可探索依據中西部各省份在環境保護、教育發展、資源輸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貢獻分配額度，進一步提高轉移支付的使用效率。
四是鼓勵政府發債，配套推進財政透明化改革。雖然地方政府發債仍存爭議，但其作為技術性手段，并無價值傾向，更何況國外地方政府發公債并不少見。未來鼓勵地方政府發債，是經濟新階段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的必要之舉。但是，地方發債必須配套推進財政透明化改革這一“硬約束”。否則，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問題將導致地方財政乃至中央財政出現風險。
五是實施創新引導戰略，[沈陽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 培育內生增長動力。過去三十年，中國產業升級主要靠技術引進。隨著中外技術差距的縮小，國內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難度將越來越大。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必須實現由技術引進驅動向自主創新驅動轉變。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就是持續創新和“創造性毀滅”的過程。未來國家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自主創新的重大意義，進一步加大對教育和科研領域的投入。鼓勵企業通過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的創新，重塑自身核心競爭力，力促中國經濟實現內生可持續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