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業正迎來集中兌付高峰。
據統計，下半年到期的集合信托產品數量多達2117只（不含陽光私募）。只考慮實際發行規模可查的集合信托計劃，下半年到期信托規模就將達2413.27億元，如若加上未披露部分，規模或超過2500億元。
一個公認的事實是，[瑞豐注冊外商代表處服務]下半年信托集中兌付壓力巨大。
2008年金融危機蔓延全球后，中國經濟在4萬億元的強力刺激下快速反彈，但代價沉重：危機前就已產能過剩的行業愈加過剩，房地產市場風險加速累積，地方政府債務激增。
2009年后期，為糾偏4萬億元刺激計劃帶來的負面影響，銀行貸款受到諸多國家政策限制。
為了滿足當時鋼鐵、煤炭、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項目的資金需求以及房地產行業的快速膨脹，信托產品成為了這些項目快速集聚龐大資金的不二之選。
但是，和諸多飛速崛起的領域一樣，信托行業的快速成長過程中隱含了諸多風險。
前兩年，由于非標類信托項目大批出現，信托公司都樂于借勢做大規模，很多時候對項目的盡職調查不夠細致，對信托產品發行標準的執行也不夠嚴格。
這一前期問題的后果在目前的經濟下行期開始暴露。
因此，包括外國投行機構、專家、媒體在內的各界人士都擔心中國將在今年遭遇信托違約潮。
事實上，早在今年上半年，國內已有零星的違約事件發生。
例如，今年2月19日、3月11日，吉林信托連續兩次公布松花江77號5期、6期信托項目因融資方山西聯盛債務困難計劃重組而延期；8月28日，已公告延期一個月之余的中誠信托誠至金開2號集合信托計劃再發臨時公告宣布延期。
但是，這些信托項目違約事件并非絕對打破了剛性兌付，大多選擇了由政府兜底或者延期償付。
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的利益雖然受到影響，但并未傷筋動骨，可以說，實質性的信托產品違約現象仍未出現，剛性兌付神話仍在繼續。
這一現象的原因不難理解。
首先，地方政府并不愿意違約事件首先發生在自己的地區，極力避免信托違約第一單的惡名落在自己頭上。
由于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彈性相對較大，在資源配置方面話語權高，一旦地方政府接過風險的最后一棒，違約事件的發生幾率就大大降低。
其次，信托機構出于自身信譽和長期發展的角度考慮，也會盡力避免違約事件發生。
為極力地避免違約，在沒有能力按時還本付息時，他們往往會采取債務重組、延期支付的方式來爭取資金騰挪的時間，而不愿意直接宣布違約。
再次，出于穩增長的需要，決策層并未收緊信貸政策，在保持貨幣總量穩定同時，通過定向調控措施向市場釋放一定程度的流動性。
由于資金的流向無法嚴格監控，此舉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信托公司的燃眉之急。
最后，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建設都處在攻堅期，且中央政府致力于“老虎、蒼蠅一起打”，而大力推行反腐需要一個平穩的經濟金融環境。
因此，有關方面實際上也不能放任體量已經超過12萬億元的信托業爆發危機。
然而，無論是地方政府、信托機構的擔心，還是中央政府、監管層的宏觀調控，都不能無視部分信托產品的潛在風險。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能過剩行業進一步深陷債務泥沼，山西等地的礦產類信托風險事件頻發，加上房地產行業下行壓力漸增，房地產開發商的還款能力下降，信托業的剛性兌付面臨極大挑戰。
此前信托業協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經濟開始處于下行周期，信托公司較多涉及的政信合作業務、房地產信托業務和礦產信托業務面臨風險暴露問題。
今年7月底，銀監會內部會議通報也指出，信托項目風險集中在能源和地產領域。
在集中兌付的壓力增大之際，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等是否還會為如此大體量的兌付需求背書？
去年下半年以來，由于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中央始終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信貸總量規模已經不小，央行繼續釋放流動性的空間十分有限。
同時，地方債、企業債成為各界關注焦點，“去杠桿”的呼聲高漲。
在此經濟轉型期，地方政府和資金提供方普遍保持謹慎，開始逐步收緊債務約束，全面寬松的貨幣政策幾無可能。
因此，在自身資金鏈緊張、[瑞豐注冊香港公司服務]地方政府受到預算約束、中央政府信貸松動空間有限的情況下，信托行業已無法指望由政府或其他機構為其違約風險買單。
在中國加快“去杠桿”進程中，更多信托產品在資金鏈斷裂風險上升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違約，實質性剛性兌付的打破只是時間問題。
